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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与楚王都是一国之君，两人相见应当执一种名为圭的玉器，但现在郑国战败请降，郑伯必须表态，从他牵羊为挚来看，即表示郑伯愿意在某一条件下臣服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希望投降后仍拥有相当于上大夫的资格。
楚国的制度和中原国家不同，中原国家的上大夫，相当于楚国的县公，郑伯的态度，是希望仍保有国家，充当楚国的县公。他没执圭，执圭就代表他想继续与楚庄王平起平坐，他也没执雁，执雁便把郑国贬得太低了。而且周武王伐殷时，商纣王长兄微子启肉袒牵羊，不但保住了性命还成为了宋国的国君。如此看来，郑伯肉袒牵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了，在投降这件丢人的事情上，有时无声的礼仪姿态，胜过千言万语，还可以避免或降低谈判时的尴尬。
所以，楚庄王接受了郑伯的投降，命令军队后撤30里，与郑国义和；
言归正传，秦将韩腾昂昂然接过韩王韩安双手奉上的铜印，高声下令：“铁骑城外扎营！步军两万入城！”
韩王韩安及韩国大臣被悉数押送咸阳。
旬日之后，秦将韩腾接到秦王特书：封存韩国府库宫室，以待后书处置；秦将韩腾所部暂驻新郑，等待接收官署开到。一月之后，秦国书告天下：韩国并入秦国，建立颍川郡。
公元前230年春，秦王嬴政十八年春，韩国正式灭亡。韩王韩安投降，韩国灭亡。秦国以韩地建颍川郡，建郡治于阳翟。韩国灭亡后，韩王韩安被迁离韩国旧地，软禁于陈县。这样，韩国成为当时六国最先被灭亡之国。
后记：公元前226年，韩国旧贵族在故都新郑发动叛乱，秦国出兵平定叛乱。叛乱平定之后，为了根除祸患，秦人将软禁中的韩王韩安处死。
秦国用绝对优势兵力，突然袭击，将韩国一举攻灭，占领了地处“天下之枢”的战略要地，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韩国很不易，韩国很可怜，活得很艰难。真的像秋风中的露草寒虫，风枝暗鹊，从来没强大过，从来没辉煌过，今天向这个低头，明天向那个哈腰，偶尔也和别国打打杀杀，但吃亏的时候多占便宜的时候少，凭着生存的毅力勉强地支撑着，明知早晚会是别人的盘中餐，还要那么低声下气，提心吊胆地活着。就这么着，屠刀还是先落在了它的头上。
韩国，一个让人可怜和同情的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的国家。三家分晋从“老板”那抢来的地就不多，偏又处在秦和魏的夹缝中，四邻都是强国，谁有气都找他出，求利又都找他搓油，所以韩经济上很繁荣，政治上很庸聩，外交上很弱势，军事上很无奈，在“七雄”中是个典型的受气包。
前后立国一百七十四年，既没出个名君，也没有过名相、名将，除了申不害变法和发兵灭郑也没有过什么象样的作为。今天向这个求和，明天给那个磕头，想跟小国使使横还得看看他身后靠山的脸色。
夹缝当中谋生，鳄鱼口里保命，不容易啊！
韩、赵、魏三家原是晋臣，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取代了晋公室的君权，又灭掉了竞争的同类，于周考王四年，即公元前436年瓜分了晋君的土地，一晋变三晋。在这次掠夺式瓜分中，得到的土地较狭小，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东南部和河南省中西部部分地区。西与秦接壤，北与魏相邻，南与楚、郑为伴，是典型的四战之地。
分晋之初建都在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韩武子时又迁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市西南古城镇），经济很繁荣，可为了躲避强秦，不得不迁都到阳翟（今河南省禹县）。阳翟是中原古城，地处交通要道，当时的天下名郡，有“富冠海内”的盛名。到了公元前375年，韩国终于如愿以偿地灭掉了郑国，又迁都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不难看出，都城一直向东迁，原因就是躲避秦的兵锋。
当时韩国著名的都会还有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屯留（今山西省屯留县）、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西南）。韩王安作为最后一代君主，连个谥号也没捞到，历史上就称其为韩王安。
公元前233年，秦王嬴政准备用尉缭之谋攻打韩国，韩王安听说了就马上选派使者去秦，公子韩非主动站出来做这个使者。
其实韩非的真正意图也不是做不做使者，而是明知韩国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想以自己的才能打动秦王嬴政，在秦国为自己找个出路。
当然，他的愿望注定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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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 是非成败
就改革内容来说，商鞅变法与申不害改革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商鞅对社会基层进行严密的控制。商鞅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在用法上采用轻罪重刑原则。商鞅认为，实施轻罪重罚，人民就不敢去触犯法律，从而加强国家对下层社会人民的控制。第二，调动社会下层人民的积极性。在对社会下层人民进行严密监管的同时，又设置了军功爵和奖励耕织的政策。设立军功爵制，依照士兵在战场上杀敌的数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和政治上的权力，这大大增强了人民对战争的热情，秦国也由此练就了一支战斗力强大、有着“虎狼之师”称号的军队，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军事基础。
另外，商鞅还规定没有军功的贵族不再享受宗族的特权。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充分调动了社会下层群体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了晋升以及步入社会统治阶层的途径。另外，抑制商业发展、奖励耕织政策的实施鼓励了人民耕种的热情，粮食产量的提高和耕种面积的扩大，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余粮，保证战争无后顾之忧，从而也达到“富国”的目的。商鞅的高明之处在于充分调动社会下层对其改革的参与热情，找到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契合点，在某种程度上将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对民众进行“利用”的同时，也为其打开了一条进入政治生活的途径。
为何商鞅变法成功会被车裂，而申不害变法失败却能善终？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之一，他在秦国推行新法，帮助秦国成为了战国时期最为强盛的诸侯国，也为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从吴起、李悝等改革家的思想中提取精华，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法家理论，并靠着这套理论对秦国社会进行了彻底的革新。虽然商鞅最终被车裂而死，但他的改革成果却保存了下来。
在春秋战国那个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时代，当然不止商鞅一位取得成就的改革家。
战国法家思想的创始人之一，申不害就曾经在韩国担任丞相，主持变法。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赞他道：“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不过，申不害去世后，韩国很快衰落，他的变法也宣告失败。
那么，同样是变法，为什么商鞅成功了，申不害失败了呢？
时间追溯到公元前385年，申不害出生在郑国京邑，也就是今天河南省荥阳市东南部的京襄古城一带。他本是郑国的低级官员，到了公元前375年，韩国攻灭郑国后，申不害便成为了韩国人。他凭借自己的能力，在韩国也担任了官吏。
到了公元前354年，魏国挥师攻打韩国。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韩昭侯和大臣们都束手无策。申不害建议韩昭侯拿着诸侯面见天子时携带的“珪“去面见魏惠王，并向他称臣。他解释道：“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
意思是说，如今魏国强大，韩国弱小，要是韩国拿着珪向魏表示臣服，魏王肯定会更加骄傲自大。这样一来，就会引起其他国君的反感，韩国则会被同情。韩国虽然对魏称臣，但实际上是削弱魏国而增强韩国的权势。一番解释后，韩昭侯同意前往。他拿着珪表示了对魏王的尊敬后，魏国不但撤走了军队，还和韩国结盟。多亏了申不害的计策，韩国才转危为安。于是韩昭侯自此重用他，给他更多的机会来施展才华。
次年，魏惠王转而攻打赵国，一举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紧急关头，赵成侯向临近的韩国、齐国求助，韩昭侯才刚刚与魏停战，于是十分犹豫，便询问申不害的意见。不过，申不害担心自己的意见和昭侯心中的答案不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