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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申不害分别鼓动两位大臣，让他们对昭侯提出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则在一旁观察。揣摩好昭侯的心思后，他建议昭侯联齐救赵。由此，还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典故，那就是“围魏救赵“。
经过这两次事件，韩昭侯完全相信了申不害的能力，便提拔他为相，主持国政。
按照《史记》的说法，“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不害学习黄老之学，却在学说中主要强调“循名责实，慎赏明罚“的刑名之学。申不害在韩国“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对内整顿政事，对外则在诸侯之间周旋，维护韩国的利益。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
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
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申不害掌管内政的十五年，韩国国力不断提升，诸侯都不敢贸然来犯。不过，申不害强调权力收归中央，由君主来行使。这一制度导致“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也就是说，如果君王英明，国家就能稳定发展。但如果君王昏庸，权力便会被滥用，国家也就会衰败，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商鞅则强调法治，连君王都要受此限制。这样一来，哪怕君主平庸，也无法影响靠法治自行运转的社会。秦国在商鞅所创造的框架中稳步发展，是商鞅变法成功的体现。
所以说，商鞅变法虽然成功了，但是树敌太多，最终为自己招来了巨大的祸患；而申不害变法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仍然增强了韩国君王的力量，导致历代韩国君王对申不害敬爱有加、子孙显贵。
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纵观申不害的一生，真是“成也，术法；败也，术法。”
《易经》有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就是说乾卦的变化和上天的变化是相符的，万事万物都应当遵守发展规律。保桂事万物的和谐，就能昌盛吉祥。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天下就会祥和安宁。
无论是申不害，还是商鞅，都是伟大的、值得尊敬的改革家，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
“不以成败论英雄。”出自《庄子·盗跖》。不能以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来评判他是不是个英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后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按成败这个标准来衡量。但是，这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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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各怀鬼胎
历史进程到了这里，有些人肯定会疑问：三晋同气连枝，为何赵国和魏国眼看着韩国被秦国所灭？
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经典战役：伊阙之战，大家就会明白了。
公元前293年的某一天，数十万大军在洛阳南部的咽喉之地伊阙相持。年轻的秦国将军白起，在此迎击两倍于己的魏韩联军。他的对手是魏国老将公孙喜。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作“伊阙之战”。
人数众多的魏韩联军气势汹汹而来，却突然停滞不前。据斥候回报，联军主帅公孙喜与韩军主将发生了争执。白起感到意外，并肩作战长达十年的魏韩二军怎么会突然反目呢，难道有诈？
要知道，魏国和韩国在伊阙之战前做了整整十年的战略合作伙伴。从公元前303年开始，魏哀王与韩襄王让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他们同气连枝，共伐外敌。
公元前301年，魏韩联军助齐侵楚，在垂沙之战中痛击楚师，掠得楚国宛、叶以北的大片领土。公元前298…296年，两国锐师又佐齐攻秦整整三年，打得不可一世的秦昭王忍痛割地求和，魏国和韩国分别获得了封陵、武遂以及河外之地。
这是秦国自变法以来最大的败仗，也是魏韩史上罕见的中兴时期。
不料，秦国在割地求和的第二年大举反攻，先后派出司马错、向寿、白起三位悍将分别讨伐魏韩。经过两年激战，两国连丢三城。特别是秦将白起夺取了韩国三川郡重镇新城，眼看着就要夺回秦昭王割让给魏韩的河外之地了。
公元前293年，韩魏两国不甘示弱，组建了二十四万大军反攻。两国联军背靠周王室，驻扎在洛阳的南面屏障——伊阙要塞，封锁了新城秦军北上之路。这便是伊阙之战的缘起。
白起派出斥兵多方打探情报，终于弄清了来龙去脉，意外地发现了克敌战机。
这次合纵抗秦活动是由韩国发起的，魏国官史记作“佐韩击秦”。但联军主帅不是韩国人，而是在垂沙之战和攻秦之役中表现优异的魏国老将公孙喜。此刻，魏国和韩国正面临多年不遇的大危机。
魏韩外交蜜月期始于秦国威胁。魏哀王与韩襄王曾几次入朝咸阳。可是好战的秦昭王并没放过魏韩，还是屡屡进犯。两人明白独自抗秦没出路，于是结为互助同盟，后来又抱上了强齐的大腿。
三年前，齐韩魏联军猛攻秦国，秦昭王被迫以割地为条件向魏韩求和，魏哀王与韩襄王别提多高兴了。可惜两位老王恶气还没出多久，就双双去世，把抗秦的重担直接丢给了下一代。
两国领导人换届，朝野没完成整合，军心不安，民心未定，政令不太畅通，组织战争的能力有所下降。秦国君臣嗅到了战机，才休整了不到一年就再次东征。
秦将司马错攻魏襄城时，魏昭王请求韩国支援，但与他同年即位的韩釐王并未主动援魏。第二年，轮到韩国的武始、新城被秦兵围攻。魏国因对秦作战不利，也没出兵救韩。秦国先攻魏而后攻韩，显然是为了各个击破。而魏韩两国都是各打各的，直到第三年才痛下决心联兵抗秦。可见，两国新君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盟友关系不如先王在世时那么牢固。
当然，把黑锅全扣到魏昭王与韩釐王头上是不妥的。魏韩庙堂一直是抗秦派与亲秦派并存的。给齐国做小弟时是抗秦派得势，两位新君都入朝过秦国的新君，怕是少不了要权衡一下各派系的意见。
魏昭王与韩釐王需要认真考虑，到底是通过俯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