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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崇祯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仅高务实所知道的，明朝就至少有两次裁撤过驿站系统，之前的嘉靖帝和将来的万历帝都曾经或将要干。
问题在于，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裁出了余粮，而只有崇祯裁出了个李自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高务实也知道驿站系统花费巨大，是朝廷开支的一项大头，将来高拱不倒，也肯定是要向驿站系统下手的——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在考虑了。所以，高务实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回京之前把这件事稍稍摸个底。
要理解明朝皇帝对各地方驿站的态度，首先就要弄清楚这套系统的运营模式。事实是，如果仅仅把它看一个简单朴素的官营旅馆，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在明朝，真正的驿站其实是一种豪华官方招待所。除了我们通常都知道的邮政和军事情报传递用途外，也承担着很多其他职能。
根据高务实向沿途驿站办事人员的了解，按照此时的规定，大部分驿站都拥有二进甚至三进的院子。在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朝廷经常有为官员们服务的驿站，其居住条件甚至不会比当地地方官的住所差——路过的官员有不少都比当地官员级别更高、权势更大，怎么肯住得差了？
一座明朝驿站至少拥有大门、鼓楼、中门、前后厅、左右厢房、厨房、库房、马房、驿丞宅等设施。大部分标准的驿站，有10间供官员居住的上房，20间供来往差役居住的耳房或者厢房，可同时接待几十名宾客入住。
同时，这些驿站还设有自己的驿丞宅和办公室。当然也就要有配套的厨房和马厩，还必须配齐马夫、驴夫、步夫、馆夫、库夫、斗级、房夫、厨夫等管理和服务人员。驿站内必须有供他们居住的大通铺房，甚至还有为备用的仓库和临时监狱供各类官员使用。
所以，此时大明的驿站，就像后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遍布在全国的交通路线上。为全国的“体制内人员”提供免费服务！而其服务项目，则远比后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还更为全面一些。
明朝驿站的服务职责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最基本的是住宿服务，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不仅有享用者的配套设施，还要供应全部的服务人员。
其次是车马供应，以后来诞生了李自成的陕西驿站情况为例：西安驿有常备的马27匹、驴10头、拉车的牛若干、大车若干。如果这些还嫌不够，就可以叫上百名驿卒等着献出自己的肩膀。毕竟，这些底层官吏比起骡马来说，更能够吃苦耐劳。
最后，还有旅费供应，这点恐怕是现代人最无法理解的服务项目。官员们住驿站不但不花钱，还能反过来从驿站里拿钱。在此时，有不少官差到驿站住宿，走时都要以各种名义索要银子。毕竟，驿站并不能覆盖所有区域，而办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却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给，那么驿卒甚至驿丞挨打，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如果仅仅是不断被人勒索，驿站系统可能不会成为数次裁撤的目标。但更要命的是，这些星罗密布的驿站，不仅不是用市场化方式运营的，也不是靠国家拨款养活的。每个驿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间摊派，用当地人的额外贡赋来养活！
也就是说，驿站的日常运营维持，都在基层官吏和基层百姓之间进行。既没有上下级官府的监督，没有约定俗成的市场规范。所以实际要向百姓们收多收少，就是驿站官吏说了算。
就从每个驿站都要配备的马匹来说。驿站的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粮食。早在朱元璋时期，驿站的每匹马每年就需要当地供应80石粮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陕西华州的一匹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粮食！而陕西当时的一顷耕地，只能出产7石粮食。所以，每养一匹驿马就需要十多户农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鉴于明朝那实在不怎么样的育种技术，不可能将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样的体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这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翻5倍还多。这些多收的粮食，其实是被来往于驿站的“体制内人员”和驿站工作人员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崩坏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体制有些关系的人，都可以开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和使用车马。好处不仅是免费，甚至可以反过来向驿站索要路费。于是为了养活费用越来越大的驿站，系统内官员就只有向民间摊派越来越多的费用。至于摊派多摊派少，完全看官员的个人良心。其中，就有驿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还能积攒起千两家财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来，如果不裁撤驿站，最后被驿站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迟早会造反。
在当时，其实也有很多朝廷官员看到了这个问题。嘉靖皇帝在位时，朝廷就计划把全国驿站规模裁减掉30％…50％，所节省的钱粮一半充做军费。
想法其实还不错，但在执行上，还是出了问题。地方官府确实减少了驿站的经费，但驿站的负担却并未减少。来往官吏们，照样在驿站里大吃大喝，还要用车用马。于是全国驿站的工作人员开始闹罢工或者干脆弃职逃跑。由于驿站本身也承担着消息传递职能，后果就比较严重。
例如，当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耽搁了一个多月才送到京师。不得已之下，这次裁撤改革在5年后宣布失败，一切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已经大权独揽，也开始拿驿政下手。但他并未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强行规定裁减比例，而是从限制官员特权着手。他主持颂布严格的条令，法办了违规官员几十人，并有多名官员被降职和革职。其中还包括了孔夫子后裔和皇亲国戚。
此外，张居正并没有规定裁减经费的硬性指标，而是抓住了“官员特权”这一要害下手。还把改革驿政，直接纳入到各地省级一把手的考核内容。这个思路就正确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国驿政花费缩减了30％以上，据说是节省了近百万两白银，为民众减少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正如之前所说的，张居正这个办法，国家和民众或许有了好处，但强行用行政手段压制天下官员，人亡政息根本没得跑。
高务实之所以深入驿站了解情况，也是想从中仔细寻找突破口——他一贯同意“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所以强压虽然不是说永远不行，但一味强压肯定不行，你关了一道门，起码还得给人留一扇窗，这个道理就和兵法中围城战要“围三缺一”类似——全部堵死，不如稍留缝隙作为宣泄口，以防困兽犹斗、鱼死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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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纾驿路疏（中）
当然，张居正的驿站改革虽然偏于刚、强，失于柔、巧，但起码比一心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好。
历史上的1629年，19岁的崇祯皇帝也干了一次驿政改革，不过急功近利的崇祯甚至连张居正的耐心还不如，只希望以一揽子的大刀阔斧改革，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所以他的手段与张居正有两大区别：
张居正的驿政改革虽然也强硬，但至少着眼点还是减轻民众的负担，至于后来节省了上百万两银子，反倒只是附带的好处。而崇祯身为天子，却只是盯着这驿政改革所得的几十万两白银下手。因此，他默许了官吏们对民间的摊派，而只是要求官吏们把这笔资金的一大部分上交用于军费，可谓舍本逐末、鼠目寸光。
此外就是刚才说过的，崇祯在改革的执行上操之过急，缺乏耐心。他在没有任何前置工作的情况下，一刀切的下令裁减全国驿站规模的60％！要知道，嘉靖时期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徐徐进行、逐步推进，均耗时数年。而崇祯的改革，却要求各地在几个月内立刻完成！
这你还不失败，谁失败？
按照高拱、郭朴他们对张居正的看法，张居正做事都还太急了，那换成比张居正还急了好几倍的崇祯，能不坏事？
治大国如烹小鲜，就好比煎鸡蛋，你那火太大、太急，蛋肯定得糊啊！
试想当年红朝太祖那样的伟人，又拥有无可比拟的威望和效率足够高的行政队伍，最后都在一个“急”字上失了手，你大明哪一点都比不了人家，还能不出事？
高务实思来想去，大明驿站之所以成为盘剥当地百姓的毒瘤，关键还是在于它有盘剥的权力，想要消除这种盘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