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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元辅-第2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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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郭朴收回了那仿佛能看穿人心一般的目光,又恢复了此前淡然无争的模样,捻须道:“张白圭与你相似,少有神童之称,十二岁那年便参加童子试,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看中,让他做了补府学生,无论年纪还是成绩,都只比你今日略逊一筹。”

    高务实先是心头一喜,暗忖:那不是说我比张居正还牛掰?

    不过转念一想:屁啊,我是两世为人,比什么比?

    郭朴一直暗暗观察高务实,见他先是一喜,又马上平静下来,甚至还有一丝反思和羞愧之色,不禁很是满意,笑道:“你看,似你们这等神童,都是这般不肯屈居人下,你如此,张白圭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过,看来你比他倒还强了一点,知道自省,他却不然,即便是我致仕之时,他也仍然只学会了表面谦逊,内心其实一直都是‘天下舍我其谁’的,肃卿虽是名相之选,只怕张白圭也未肯轻服。”
………………………………

第039章 郭朴之意

    不得不说,郭朴对张居正的了解颇为深刻,不过可能也正是如此,他对张居正的感官似乎并不太好——高务实注意到,他刚才几次称呼张居正,都是“张白圭”。

    白圭是张居正的小名,或者说原名——居正反而是后来改的。郭朴直接以小名称呼张居正,显然是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世颇有些不以为然。

    张居正在后世一贯以大改革家的光辉形象示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大明唯一的大政治家。高务实对此的态度一贯是翻白眼——张居正的确是政治家,也是改革家,但后世对他的过度拔高,已经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真相的地步,这就完全不能让高务实信服了。

    甚至对于隆万大改革,张居正作为延续隆庆、高拱改革政策的政治家,不仅没有真正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反而在一些施政中明显出现“用力过度”的失误,高务实甚至觉得后世对他功绩的最大吹捧点“给明朝续命数十年”都有些难副其名。

    前文中就有说过,从国家大政的角度和层面来说,强行在全国铺开一条鞭法就是典型的用力过度——富庶得接近资本主义初期水平的南直隶苏杭一带,与贫瘠且连年遭灾的陕西有什么可比性,居然能一刀切的搞一条鞭法?

    这是续命,还是饮鸩止渴?难说。

    至于考成法,也同样如此——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问题堆积而未曾解决的时候,提高行政效率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这种时候张居正强行以中枢的名义勒令提高行政效率,只能导致整个行政体系的不安,造成文官集团内部的割裂,一部分人为了逢迎张居正,只能加大对老百姓的压迫,以满足“考成”,另一部分因为不肯过分欺压民众,无法完成“考成”,于是被张居正清算、打压,继而成为朱翊钧后来反攻倒算张居正的主力。

    这是续命,还是饮鸩止渴?难说。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张居正真正执掌大权之后的风格: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用人行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

    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万历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事实上,张四维本来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台,他势必也要进内阁辅政。

    但张四维也是久经官场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台之时,他隐忍了下来,蛰伏于九幽之下,在张居正面前表现得“如循吏”一般,这才获得张居正的认可,认为张四维已经服软了,于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其实不算大贪巨贪——至少比他的老师徐阶强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

    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很大责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本身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儿子管不了肆意妄为的父亲,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

    在高务实看来,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

    高务实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高拱,首先固然是因为高拱是自己的三伯,只要他能不倒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资源,有利于自己将来继续推进隆万大改革,而不出现张居正和万历那样的师生反目、人亡政息,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高拱虽然也有些独断专行,但至少他听得进劝,虽然平时看起来性子急,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这从他对开海通商和推广一条鞭法的都要分步、分区推进就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前一次高务实向他建议,把地方官升迁的条件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高务实只提到收税额度,详见本书前文)挂钩,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导致小民受盘剥过甚,于国家稳定或有影响,甚至在高务实提出收税额度和地区稳定同为考察标准后,高拱仍然谨慎的表示需要缓行。

    这才是大政治家应该有的大局观和谨慎心。

    国家大政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在家里一琢磨,拍拍脑袋就可以让人奉为圭臬遵照执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周详,在江南可行的,在江北未必可行;在云南可行的,在辽东未必可行。

    所以但凡主持大政,既要有坚定的推进决心,又要有谨慎的推进步骤,在推行的过程中要细心耐心的发现问题、审视问题、解决问题,而绝不能是忽视问题、无视问题、掩盖问题,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法挽回。

    郭朴未必会用高务实这种后世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二分论”辩证思维来审视张居正,但他并非不懂张居正这种性子的人掌握大权的危害,因此才有这样的态度。

    高务实忽然从郭朴这两声“张白圭”中明悟过来:他之所以如此配合、一刻也不肯耽搁地随自己回京,心里其实已经同意起复,而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张居正!

    高务实顿时松了口气,虽然郭朴是为了国家大局才同意回京,但那不重要,对于高务实而言,眼下一切的重点只在一条:保高拱,抑居正!
………………………………

第040章 纾驿路疏(上)

    隆庆五年五月十九,太子伴读高务实回京销假。

    事实证明,出门远行,不仅带着两百骑丁很有必要,自身的身份地位也很重要。高务实这一路归来,托了高拱的福,即便带着高达两百人的家丁,沿途驿站也是恭恭敬敬地接待着,丝毫不敢怠慢了。

    当然,驿站虽然肯尽心尽力,架不住高务实这个队伍实在太大,大多数驿站安排不下这么多的人和马匹,只能在附近想法子就近安置。

    不过好在高务实出行的盘缠带得足够,每到一地驿站都会主动出钱,并且还比较大方,只需驿站方面跑腿安排,不仅不会亏本,还能从中小赚一笔,也算是拉了不少路人缘。

    当然,高务实如此大方,也不仅是为了一点路人缘,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手段拉一下和驿站吏员的交情,然后抽闲暇休息之余的时间向他们了解一下现在驿站的真实情况。

    历史上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在明朝末年时,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下令裁撤了全国原有的驿站系统。原本在陕西当驿卒的李自成突然失业,失去生计的他最终推翻了大明王朝。崇祯为了节省区区几十万两白银,却丢了天下。

    但历史的进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崇祯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他之前,仅高务实所知道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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