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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大家可能以为他就是上京城埋头读书去了，其实非也。
我国古代的官学制度到汉武帝时才正式建立，到刘秀出生前两年（公元3年）才初步形成系统。
当时的官学分为5级：中央一级有太学，地方按行政级别分为学、校、庠、序4级。其中，太学是国立大学，教授儒家五经（后扩大为六经）。学、校由郡国县邑举办，属于中学层次，专学一经。庠、序由乡开办，属于小学性质。
这么5级的区分，除太学为国家最高学府，地位尊崇外，地方各级学校等级的划分并不明显，相互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它们与太学也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只有学校出来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这有点类似于过去只有高中毕业才能考大学。
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分管领导，朝廷由太常管教育，他同时还掌管宗庙礼仪事务。
地方学校一律由各级行政长官兼管，设有郡史（官名）、乡三老等职务，他们除了管教育，还兼管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
王莽掌权后，并没有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在没有通盘考虑和部署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工作的情况下，迅速大规模扩充太学，我们只能说他另有想法。
起初，广大读书人真的以为王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对他很是感激。
但是，由于太学生太多，做官的职位和机会十分有限，绝大多数人毕业后的出路很成问题。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
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
博士忙啊。
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呆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社会关系差别很大。
这时的太学，管理是很灵活的，表现在很多方面。
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也无法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儿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
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
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它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包括两汉时期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我因为工作关系曾经注意过，确实很有意思。
为了不过多耽误大家的时间，也不耽误刘秀同学好好表现，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
19 刘秀同学
比如，在这种环境中，刘秀同学就如鱼得水。
刘秀同学的老师许子威先生是个称职而本份的文人，官拜中大夫。
史料上对他记载不多，可能各方面平平，如果他德才过优或过劣，史家一定会大书特书，因为他是刘秀的老师。
刘秀选学的是《书》，又称《尚书》、《书经》。或者再说确切一些，他选学的专业是书经，而且是今文书经。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这里要说明一下。
由于《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不少人据此认为他学习成绩不好。
甚至，有人联系他上学期间的其他活动，说他不务正业，这都是很值得商榷的。
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刘秀的成绩单，更没有跟他同学过，不能亲耳听听老师同学对他的评价。
但是，权威史籍的记载和他一生努力学习工作的事实表明，他在太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我们说刘秀是怎样成为最有本事皇帝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有很高的学历，而且有与之相符的学力：
他是太学生，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学以致用！
这您就别急了，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必须说清楚，请大家注意了。
我国的经学在两汉时期，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版本的区别与争论，在太学里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今文经学，而私学的主要教材，则是古文经学。
刘秀同学进校后当然无法选择教材的版本，而今文经学的思想内涵和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他。
那么，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为了让全国人民用一个脑袋想问题，大搞“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大家都清楚，其实是一场文化浩劫，儒家经典几乎全被灭了。
到了西汉初年，流行的儒家经典几乎没有旧典文本，主要靠幸存的经师口授，他们的学生记录下来。同学们记录时用的文字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当时的“今文”，所以，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
而当年秦始皇烧书时，有几个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些儒家书籍藏起来。这些书到了汉朝陆续被发现整理出来。由于这些书是用先秦时通行的小篆书字体写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书”。
这两种经学虽然传播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但精神内涵和治学方法却差别很大。
今文经学讲究微言大义。
这类教材毕竟是大师们口授记录下来的，谁也记不了那么准、那么全，同学们只要“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同时，今文经学还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引入时下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等理论，宣传君权神授，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变迁，很得大汉王朝君臣的欢心，所以被列为官学教材。
古文经学则讲究名物训诂，要求按字义讲经，注重考证，经书上没有的东西不能乱扯。
同时，古文经学也反对谶纬灵异。
大汉君臣对古文经学不太感冒，又不便说得太直白，就不让它进官学课堂，只让它作为私学的教材让大家学着玩儿。
啰嗦了半天，大家明白了吧：
刘秀同学入太学，老师是今文经师、中大夫许子威先生；教材是《今文尚书》；学习要求是重在把握精神实质，“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所以，史家说他“略通大义”、“大义略举”，并不是说他“学得不怎么样”、“只知道大概”，而是说他很好地把握了《今文尚书》的精神实质！
不仅如此，刘秀同学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不是枯灯黄卷、皓首穷经的那种，他非常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太学里课堂上；今文经学的教学是很枯燥、很辛苦的。
但刘秀同学很喜欢，他认真地学、充分地用，既深得要义、又运用自如。
这段学习生活让刘秀受益终生，我们不妨再说几句。
当时细纸还没有发明出来，课本都是用竹简、木牍和帛书写的，又没有钢笔、铅笔，更没有电脑和投影仪，写字是很费劲儿的。恰恰教学方式又是老师口授、学生记录，老师海阔天空地发挥，有时甚至用几万几十万字来解释一句话。如果老师口齿不清或有方言，可就真苦了学生了。
所以，谁当时在太学里学习，需要动脑子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个体力活儿。
有的从小学到老，还弄不懂一经；有的甚至日夜埋头、死记苦读，最后累死在孤灯下。
怎么办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朝中无人，又想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