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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认为就太蠢了，”我告诉他，“那是胡说八道”
“他们干的什么事情不蠢、不荒谬”他质问道。他回到院子中，想办法拖延塔利班分子到房间里来。
此刻，我真的害怕了。我跑到屋里，把所有书摊开来。我忘情地一本接一本地亲吻。我喜欢苏格拉底的对话集，真不想就这么撕了。可我不得不忍痛割爱。
我先拿起旧约。只差10多页我就读完第二遍了。现在，我没机会再读了。我撕下第一页，然后撕第二页，第三页。之后，我开始一次就撕一叠。外面塔利班分子那粗鄙的声音令我力气倍增，也加快了速度。几分钟后，我面前就平添了一摞纸张。之后，我拿起那本柏拉图选集，全都撕碎了。母亲和姐妹们帮我撕其他书。
过了一会，舅舅从外面进来。我们听到那位塔利班分子还在庭院里瞎折腾呢，把鸽子栖息处也给损坏了。舅舅说我们必须把所有纸片全都烧掉。母亲在后屋生着了火，那里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道，塔利班看不到烟雾。知道有女人在里面，他们也许不会进来。
在一个铁桶里，我将旧约和柏拉图选集分开烧。我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做。
舅舅让母亲把我们所有的相册都拿来。他说，我们必须烧掉家里所有的照片，比如父母的结婚照和记录他们去中亚国家度蜜月的照片。
在绝大多数照片中，父母穿的都是西式服装。要是让塔利班看到这些照片，他们会把我父母投入监狱，甚至会杀死他们。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塔利班的宣传车逐条街道进行宣传，他们的人站在车后面用大喇叭喊话。
舅舅和母亲开始撕所有的照片。母亲边撕，眼泪边像断线的珍珠一样簌簌往下落，这次她没有试图将照片藏起来。
他们将撕成碎片的照片连同撕成纸片的书一起放到火里烧。火苗很旺，几分钟后记录我们家庭历史的照片化成了灰烬。
还有几幅祖父的照片：有他在供职的银行接受授予他奖章的照片；还有站在我们家老房子前面的照片，当时老房子刚建成不久；还有一张是他修建的学校落成时拍的。另外一张是他与国王扎希尔沙阿一起拍的。有一张照片是他和14个子女的全家福。另外几张照片从他的穿着来看，是在他不避艰险从阿富汗去麦加朝圣的路上拍的。我们从这些照片能够了解他的整个人生，可是用不了多大一会儿这些就将化为灰烬了。
我们将全部的灰烬倒在一个我们从未使用过的旧蹲便器里，又用一桶水将这些灰烬冲到下面的坑里。大家被烟呛得直咳嗽。我深深吸了口气，即便我没法保存那些书，也决定要让这些烟留在我的肺里。
“录像带和录像机怎么办”我姐姐问舅舅。
“全都砸坏，马上，快，快点”舅舅说。
我们有超过50部印度和美国电影的录像带，每一部电影我们至少放过20遍。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毁灭者柯南nanthedestroyer。尽管我听不懂里面的一句台词，因为对白是英语，但我至少看过50遍。我喜欢翻来覆去地看这部电影。
我抓起录像带，盯着封面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照片。他脚蹬皮靴，手上握着一把剑，身上每块肌肉都像要爆出来似的。我倒希望他能一直陪伴我们，用他那把剑把那些塔利班都砍倒。可是，这只是个梦而已。
我边与施瓦辛格说再见，边撕下封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坏录像带。我不想像舅舅弄坏其他录像带那样，把它放在地上用脚踹。于是，我把悬在庭院门上那把装饰用的剑取下来。这是印度政府颁给父亲的拳击冠军奖。
我把录像带放在地上，将手中的剑高举过头顶。我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和胸膛，与施瓦辛格满身肌肉相比要逊色多了，尽管我在健身房里练过一段时间。我心想，要是他的录像带被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举着一把仅用于装饰的剑而不是向他在电影里用的真剑给弄坏的话，他不会计较的。
我开始用这把剑的钝刀对敲击录像带，直到它们被撞成小碎片。舅舅则把录像机踹得七零八落，并将锯齿一样的小碎片一个个放进下面一片漆黑的厕所洞里。
塔利班足足折腾了一个钟头左右，确信我们庭院里没有别的鸽子了。而这段时间里所谓的异端书籍、录像带和照片全都从我们的房子里消失了。这是一件好事。
塔利班一捣完鸽子栖身处，就开始围着院子搜查每间屋子。尽管他们没有再找到别的武器，可是他们想把父亲和我抓走审问。舅舅用步话机与内政部的官员通话，内政部官员告诉塔利班不要带走我们。这一举动把塔利班头子给激怒了。他决心要找出一本书或一幅画作为把我们投入监狱的证据，不过他什么也没找到。
他们确实在我小妹妹的画册里发现了一幅用不寻常的彩笔画的奶牛。一位塔利班分子从画册上撕下这幅画，将其拿到父亲脸前说：“因为这幅画，我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待上几个月，但我不会动肝火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
“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心软的大好人。你的眼睛告诉我了。”父亲说，其实这家伙长了一双像眼镜蛇似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瘦高个眉头上挑，示意其他人随他走，然后他们朝门口走去。父亲请他们与我们一起喝茶。瘦高个说他很忙，拒绝后转身走了。
鸽子在外面待了两天，竭力平复这种疯狂之举带给它们的影响。但还是有一两对飞到别的栖身地，它们可以在那里筑巢，过一种期许简单的生活。
我每次举目望着它们过去在此生活而如今已经变成废墟的地方，都会觉得离开我的不只是鸽子。
第二天，父亲使用公共付费电话我们称之为p，电话费很贵给他朋友哈吉努尔谢尔打电话。自从那天晚上他最后一次办派对之后，他就再也没回过喀布尔，他一直与家人一起在印度生活。我们所在的卡特–帕尔万一带，一共有两处公共付费电话。父亲和我走到位于巴格–巴拉的公路上离我们家较近的那个电话亭。等着打电话的人很多，我们也许不得不等两个小时才能轮到我们。于是，我们去了位于巴哈里斯坦的另一个电话亭，可是排的队伍更长。于是我们干脆回家，骑父亲的自行车去达阿富汗较大的那个电话亭，要是街上车辆不太多的话，骑自行车从诺伯利亚到那里需要10分钟时间。我坐在车后座上，父亲骑着车。
努尔谢尔想了解喀布尔发生的一切。父亲问了他来复枪的事情。起初，他不知道父亲在说什么。他已经把枪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是我父亲的来复枪，他死后枪就不见了。怎么会藏在鸽子洞里呢”
“看来是鸽子把枪搬到那里的。”父亲开玩笑说。
“可能真是鸽子干的。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哈吉努尔谢尔答道，他也想开个玩笑。他要父亲去哀求塔利班把枪要回来。父亲肯定不会去的，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枪是怎么藏在那儿的。
父亲和哈吉努尔谢尔有说不完的话，时间已经超过他口袋里的钱所能支付的了。他一挂断电话，电话亭老板便告诉父亲所要支付的费用。我把衣袋翻了个底朝天，把找到的钱都塞给父亲，结果只够应支付的一半。父亲把手表给了那人，那块表他戴了多年，爱不释手，是一块俄罗斯名表，价值要比欠老板的电话费多得多。要是父亲把欠的钱如数奉还，那人同意把手表还给父亲。在接下来两个星期，父亲没有凑够还给那人的钱，也没能赎回手表。待三个星期后终于去还钱时，才发现电话亭已经搬走了，赎回手表自然化为泡影。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见到那个人。
不久之后，我们在黑市上买了另一台录像机。在塔利班当政期间，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黑市的话，就能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想看的话，甚至连色情片也能买到。拥有一台录像机和录像带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能满足个人的自豪感。我找到另一盘毁灭者柯南，并且陆陆续续地搜集齐了苏格拉底的著作和其他书籍。
可是我父母的结婚照和蜜月照，现在只能存于我们心里了。它们已经化为灰烬，会以灰烬的形式永远留存下去。
第22章
大学
在塔利班当政的第二年年底，我中学毕业了。课程全部结束那天，我和同学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这样一场没有音乐的庆祝塔利班禁止播放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