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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都是拳击手。由于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我们6个决定去健身房，带上我们的手套，去做一些有趣的拳击练习。健身房在一幢离学校不远的建筑里。其实那里只不过是一间有几个杠铃、一个吊沙袋，地板上带有拳击比赛场地标记的健身房。我们没有绳索，甚至没有合适的拳击裤，我们练习的时候只穿着内衣。当然这里也没有淋浴室。但我们不了解这些事情，我们不在乎这些，“谁是最棒的拳击手”这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我们开始彼此相互挥拳猛击。不是一对一的单打，而是大家混打。我们从中午11点一直打到下午5点，直到我们连抬手保护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才结束。这时我们已经头晕目眩、鼻青脸肿。
回到家里，大家几乎都不认得我了。他们以为有人将我痛打了一顿。“我们举行聚会庆祝我们的毕业。”我解释说。
“我很高兴你只毕业了一次，而不是两次。”母亲说道。
我径直上了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天是主麻日，父亲在家。我醒得比往常晚一些，大概8点钟左右。我试图睁开眼睛，但是怎么也睁不开。我摸索着来到了浴室。我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用手把眼睛扒开。当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我着实吓了一跳。
我的每一个五官都比平时膨胀了两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一定是起了某种反应，也许我被昆虫或者大蝎子叮咬了。我大声呼喊母亲。她来到浴室站在门槛上。我转过身来，她大叫一声，好像自己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她开始哭泣并喃喃道：“你对自己做了什么我儿子这是怎么了昨天还好好的啊。”
大家都听到了母亲的喊叫，全都赶到了浴室。父亲站在门旁挨着母亲。我用手指撑开左眼皮，看着他。
“他是谁”父亲问。
“他是你儿子卡伊斯啊。”我的母亲哭着说。
我想说话，但太疼了，我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嗨，西瓜头，你怎么了”父亲问道，声音里没有一丝怜悯。“被别人打成这样，真够丢脸的”父亲说。
“没有人打我，我同时和5个同学打拳击，不可能防守住每个人。但我保证，他们吃的苦可绝不会比我少”我哭笑不得地说道。
“5个人你疯了吗你是说你那些受过专业拳击训练的朋友吗”我能做的只有点头。
“噢，真主啊他疯了不要命了简直没长脑子拿鸡蛋碰石头太荒谬了在拳击史上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情。”父亲说。他的目光先盯着一个方向，然后又瞅着另一个方向，但视线一刻都没离开过我。他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我现在就成为拳击史的一部分了。”我笑着说，整个脸都刺痛起来。
父亲走上前，赏了我一记耳光。我大声地叫喊。真的好痛。我甚至张嘴喊叫都是痛苦的。
“你这个傻瓜。”父亲说完就走了，接着母亲和姐姐也离开了，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开始笑我自己，尽管痛得要命。
我在家里待了整整一星期没出门。父母也没为我请医生。他们说这是对我的惩罚。我不在乎。这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感觉，那种痛苦以它独有的方式舒缓了因不能随意挑战塔利班所带来的沮丧。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阿富汗人。我们一直以来所受到的教育是决不允许任何人像塔利班正使用的方式一般对待我们。我们骨子里的基因在尖叫着要复仇。痛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帮我们忘记这个。
每天早上我用温盐水洗脸，那种刺痛感简直让人疯掉，但这是唯一防止伤口感染的办法了。一个星期后我感觉好些了，我去同学家里看望他们。他们每个人都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有些人的状况甚至比我还糟糕。
毕业3个星期后，我们都逐渐恢复了，可以参加喀布尔大学的入学考试了，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希望考进去的人远远多于学校的容纳量。
我的许多同学都参加过数学、生物、化学的专业私人课程，以便取得高分进入工程院或医学院。没有人学习过宗教课程，至少不以塔利班教授的方式学习。
这些专业课程我哪科也没上过，令我惴惴不安的是仓促间就要考试了。我一直不清楚自己是如何通过以往这12年考试的。我的数学很差劲儿。同学们经常帮助我解决数学问题，因为他们害怕我会打破他们的鼻子。
我们有4个小时时间来回答nr考试的210道题。我不到两个小时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基本没有数学、物理和生物方面的题目。考试内容全部是关于塔利班主义的。
我把答题纸交给老师。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我怀疑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你的答案全部正确。”
“我参加了特殊课程。”我带着看起来很睿智的微笑回答道。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提及我是在监狱里学到这些的。
我考入了喀布尔大学的新闻学院。这是我最想学习的专业，如果我愿意的话，以我nr考试的高分，我完全可以进入医学院学习。
开学的第一天，我仔细地熨烫了白色的宽松衣裤，穿着阿富汗产的新皮凉鞋。塔利班不允许学生穿鞋。他们说鞋子很臭。但是他们从来不说自己，即使几周不洗澡，满身汗臭。几个星期后，当看到他们穿着鞋子的时候，我们也穿上了鞋子。
我也在眼睛周围涂了眼影粉。我端详着镜子中的自己。每年在宰牲节的时候，穆斯林宰杀绵羊、山羊、牛或者骆驼，以此来纪念先知易卜拉欣。当真主要他那么做的时候，他甘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伊希梅尔。我家里经常宰杀山羊。宰杀之前我们经常在它嘴里放些盐，眼睛周围涂些眼影粉。我心里想：“现在有人要杀掉我了。”
我把我的新笔记本和学校发的一些陈旧的新闻书籍绑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兴冲冲地绕着双峰山向学校骑去。学校离我们的老房子不远。
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想上大学了。父亲许诺我开学的第一天就给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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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
辆新自行车。现在我有了一辆从黑市买来的二手自行车。在我刚入学的3个月，我梦想着可以西装革履地坐在麦克风的话筒后面，向总统、总理和高级官员提出一些有水平的问题。
到了离黄色谷仓不远的地方，我的自行车的一个轮胎爆胎了，我和父亲曾经被迫在这里挖掘了一条隧道。结果，第一堂课我迟到了5分钟。
教室里坐满了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他们来自阿富汗的各个地方。大概有300人左右，大多数都比我年纪大，留着长长的蓬乱的胡子，穿着宽松衣裤，缠着大头巾，穿着脏兮兮的草鞋。他们闻起来像是鸡窝的味道。“这些就是将和我一起在大学共同学习4年的同学了。”我想。
着装像个学生似的教授站在黑板前面，和他们一样脏。他的衣服皱皱巴巴，好像穿了好几天，睡觉时也没脱下来过。穿着这么干净、熨烫平整的衣服，我感到非常羞愧。
我在第三排坐下，挨着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他长着浓浓的眉毛，一双凹陷的眼睛，瘦骨嶙峋的脸庞，身材消瘦。没多久，我发现他不会说达里语，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进入新闻学院学习的。
但是几天后我发现，班里至少有十几人都是他这种情况。他们来自前线，与北方联盟战斗过两年。北方联盟是跨越北阿富汗的军阀联盟，他们集合个体力量以形成一支庞大的军队去驱逐塔利班。他们没有通过任何考试，是作为“特殊学生”，由高等教育部引荐入学的。
教授用拳头在黑板前的课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要求大家安静，我们都停止交谈看着他。他从口袋里拿出鼻烟盒，把一些鼻烟放在舌头下面。整整一分钟他都在盯着我们所有人，然后把鼻烟吐到了角落里，像是鸡屎的颜色。他用长头巾擦了下嘴唇，然后又吐出一口。他打开一本厚厚的书，读了几行后，开始讲授塔利班版本的伊斯兰教。他从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踱到另一个角落。我们把他讲授的内容记在新的笔记本里。
坐在我旁边的特殊学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教授。讲授一个小时后，教授问了一些他刚讲过的内容。坐在我旁边的特殊学生每次都举手回答问题，他几乎回答了所有问题。
“你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