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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体“习套”和“新意”的矛盾“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3。这是王国维文学进化观的著名论断。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指出：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也4。
从本意上看，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包含着两方面，一是一种文体在一个朝代极盛，致使这个朝代与这种文体不期而然地结合起来；二是正因为这种文体在这个朝代极盛，后世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确实不乏其例。
明清以来，一些著名的学者总结了这个文学现象，提出文学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主张。
如：袁宏道1568160
1红楼梦评论，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755页。
2同上，第252页。
3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4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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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说过，骚、雅不相袭，十九首等篇与骚又不相袭，惟其善变，所以能各存其真，能名传有千古。惟其“代有升降，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
1。所以一代有一代的异彩。顾炎武16131681年进一步指出诗文必须代变。他认为时代不同，文学的内容和风格亦因此不同。认清了时代的特点，就不会因袭古人的陈言，抹杀当前的现实。
到了王国维时代，康、梁改良派，继承魏源、龚自珍的传统，坚持了文学要变，要为变法运动服务的主张。他们反对桐城文章，提倡汉、魏六朝。特别是黄遵宪，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
2主张诗歌改良。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针对改良派文学要变的论点，加以反驳。他痛斥自龚自珍以来所提倡的六朝之风，是“怪民”
、“戾气”
，是“妖”
，是“亡国之音”
，公然声请要加以迫害。他否认时代的变化，硬说当时还是“**清晏”
，树立所谓“雅”为永恒的标准3。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在客观上带有进步意义。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呢王国维与他的先辈或同辈学者相比较，袁宏道是从“真”
、顾炎武是从“势”来说明变迁的原因，至少涉及到反映时代的内容、风格方面，而王国维却从文体论文体，强调形式方面的作用。他说：
1雪涛阁集序，小修诗序，见袁中郎集。
2杂感，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166页。
3哀六朝，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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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即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作，以身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因无以易也1。
作为一种文体始盛终衰的原因，就在于“习套”与“新意”的矛盾。按吴宏一清代诗学的背景一文，解说为“趋古或学新，尚文或尚质简明的说，继承或反动，偏重形式或偏重内容，早就成为中外古今讨论文学争辩的问题，而所谓文学思潮也就是在这二者之间互为消长而已”
2，不大符合本意。显然，王国维有关“习套”与“新意”的论断中，提出的“新意”前提在于困惑形式“习套”
；“新意”为了新旧形式交替才发挥作用，不是“偏重形式或偏重内容”
的问题，这是服从于他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的。
同时，就论断本身来看，虽不苟同“文学后不如前”的倒退主张，但缺乏他所处时代的先进人物的那股朝气，那个为时代变动服务的鲜明的政治目的。我们认为，在我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从诗经四言
楚辞到唐诗、宋词，文体有个变迁的过程。这个变迁的原因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要对文体进行具体分析。就其总的来说，除了受文艺规律如，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政治
1人间词话。五四，人间词话，第218页。
2吴宏一：清代诗学的背景，台湾
文学评论第一辑，书评书目出版社，1976年10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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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艺的关系，等支配外，还同产生这种文体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其他意识形态有密切联系。特别是形式的变革，多半受内容规定的。但是内容对于形式的变化，也只是主要的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因素。韵文的形式常常与音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域、匈奴音乐输入到中国来，汉代乐府得以发展到新阶段；印度音乐输入到中国来，魏晋六朝的韵文得以发展到新阶段，这是音乐影响韵文的实例。其次，韵文形式，又常常从民间文学吸取丰富健康的营养。民间文学的内容很丰富、生动。因为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本身就是生动、丰富的。但由于劳动人民没有掌握文化，既不能使作品广泛流传，又不能将作品加工、提高，如果经过士大夫的学习与吸收，就可成为士大夫艺术成就最光辉的部分。魏晋六朝的五言诗，是吸收了乐府民歌的优秀部分；唐宋的词是吸收了民歌竹枝词的优秀部分。这是民间文学对诗词影响的实例。鲁迅曾指出过：
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
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1。
此外，作品里的语言，也要受语言变化的影响。即是说，语言的发展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反之，文学的发展也给语言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要找出语言与文学互相影
1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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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关系。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变迁史，一方面应从形式的本身，把握它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全过程，而另一方面应从多种因素上指出形式发展的渊源。王国维只是从“习套”与“新意”的矛盾，寻找“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的原因，并没有真正回答出问题的全部和实质。正因如此，他对于未来文学的要求，也同样地体现了这个观点：
上之所说，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
离骚诗词皆是。
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
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1。
这样只是从文体形式上提出对未来文学的要求，怎么能与西欧匹敌呢文学发展的历史已经作了否定的回答。
二 作者的独创和时代鉴赏趣味的支配王国维的文学进化观，一方面固然受到他的形式主义美学体系的支配，把一个历史文体变迁，归结到新旧形式的更迭上。另一方面，由于他接触到具体文学现象，这些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促使他进一步研究文学进化的成因。如果不越出他自设的形式主义的框框，就无法说明问题。
王国维经过深一层研究后认为，文体与作者的独创有关，
1文学小言，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7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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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作者的创新努力，可使衰落的文体重新振兴，带进了作者个人的风格。他说：
有明一代，乐府道衰。
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来，兹事几绝，独文愍夏言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1。
作为文夏言的乐府诗是这样，纳兰性德的词也是这样：
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讶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2。
由于王国维深明此理，面对元明以来日益衰微的词坛敢于独创，惨淡经营。即使前人抒写过的题材，到他的手里，刻意求工，又是一番“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