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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敦厚”的子建之诗和“惓怀君父，希心稷、契”的少陵之诗归入儒家类，把“澹雅冲泊”的渊明的诗归入道家类
，但把李白归入纵横家类，把苏轼归入道家类，储、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2同上，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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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归入农家类，黄庭坚归入法家类，就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了。
先秦时代的纵横家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奉使四方，善于辞令，文以论事为主。而李白作为一个“仙才”
，他的诗超然飞腾，慷慨激昂，雄奇豪放，语言流畅自然，音律和谐多变，风格瑰玮绚烂，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更何况李白诗歌本身没有涉及到外交政令，而只是对当时的朝政有所指责，怎么能够把李白归入纵横家类呢苏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但是他政治上属旧党，其诗文时而表现出保守的政治观点和消极的情绪。而先秦道家提倡法自然，以自然天通观为主，主张纯朴、贵柔、虚无。
苏轼诗文有受道家的影响，但苏轼诗文的整体不能划归道家类。储光羲的诗多写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王维的诗主要通过对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物精细，状貌传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强调自然、意境之美，有超然于尘埃之外的风格，属于寄意抒情之诗文，而不是在反映农民的理想和农业的生产技术。所以，储、王之作与先秦的农家搭不上关系，倒是受到先秦道家的响影1。
至于黄庭坚的诗多写个人日常生活，其中有的还表现出倾向于旧党的政治态度。在艺术形式上，讲究修辞造句，追求奇拗硬涩的风格，要求字字有来历，袭用前人诗意而略加改变，“点铁成金”
，影响恶劣。这那里有先秦法家之文的雄奇豪壮，要求改革的精神呢又怎么能够把黄庭坚归入法家类这些都是刘
1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指出：“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
载中国近代文学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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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在对历代作家作品归类时的失误所在。
第二节 地理环境和文学发展的趋向
中国近代，龚自珍一开始就注意研究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他说：平原旷野，无诗也；沮洳，无诗也；硗确陿隘，无诗也。
适市者，其声嚣；适鼠壤者，其声嘶；适女闾者，其声不诚。
［夫］诗必有原焉，易、书、诗、春秋之肃若泬若，周、秦间数子之缜若峍若，而莽荡，而噌吰，若敛之惟恐其坻，摚е┛制浒兄┛制洳蠖箅椋蚍蛄芍ぐ住⑿税泊罅胍灿腥�1。
什么样的地理环境，无法产生诗，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诗。虽属机械、呆板，但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唯心主义信条，却带有唯物主义倾向。
地理环境同作家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关系，也就同文学作品发生关系，含有正确的成分。然而，由于龚自珍尚未接受西方美学、文艺观念，只是开了一个头。十九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美学、文艺中“地理环境论”传入中国，刘师培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撰写了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对中国南北文学作了深入
1龚自珍：送徐铁孙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新版，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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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他提出：“南北学者，立术各殊，以江、河为界”
1，“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
2，不同意章炳麟关于“夏音即楚音”的观点，认为：
夏为北音，楚为南音，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生，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
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折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
黄河、长江是在中年民族版图上的两条由西向东的河流，以此为界，可以划为北方和南方，其自然条件确实有所差别。
刘师培先把声音分为清浅、重浊，依据古籍记载，得出“大抵时愈古则音愈浊，时愈后则音愈清，地愈北则音愈重，地愈南则音亦愈轻”的结论。按他在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中所说的“山国”和“泽国”之分，北方的“土厚水深”类似于“山国”
，而南方的“水势浩洋”类似于“泽国”
，二者地理环境不同，影响到人同自然关系的抗争程度不同，也造成人的体质上的不同，以至影响到声音清浅、重浊的不同。这虽然是一种猜测性，但是，大抵北方人声音粗犷浑厚，而南方人声音则舒缓轻柔，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原始社会，由于抵抗自然力和生存的需要，人们不能
1刘师培：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国粹学报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80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0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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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生活，必须组织社会，依靠集体。这时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社会、集体的经历和遭遇等等，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风俗习惯，用以维系和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自然力抗争。这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当然给生活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关系。这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又有很强的**性、持续性和继承性，一直延续下来，不能不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
刘师培提出的北方之民崇尚实际，南方之民崇尚虚无，也就是一种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
它们分别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北方之文多记事、析理，南方之文多言志、抒情了。记事之文，谨严简直，平易不诬；析理之文，索远钩深，精义曲隐。这说的是北方之文的特点。南方之文呢刘师培以老、庄之文为首席代表，指出：
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1。
南方之文，还包括屈宋之文、纵横之文。在“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屈原与庄子是相通的；而纵横之士“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诡辩相高”
，在行文的用词造句，乃至风格上，与庄子也是殊途而同归。刘师培不仅就文章本身进行分析，而且联系作者出生地进行具体分析。
如，屈原、陆贾都是荆南之士，他们所作之赋，崇尚抒情，多用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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骋辞；而荀卿生于北方赵土，其所作之赋，偏于析理。这大抵是北方的自然条件恶劣，人们不得不崇尚实际，修身力行，坚忍不拔，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而南方的自然条件优越，生存和发展相对容易一些，人们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之风。也就是重视精神内在的、无限的自我修养，由于这种自然条件不同所造成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不同，就影响到文学风格的不同。总的来说，北方之文，猥琐铺叙，平通易懂近人，故朴而不文；而南方之文，文句曲折拗口，雕琢奇丽，故华而不实。
汉代之时，南北各地的文士按其归属的地域，显示各自文学的风格。文士多居北方，北方之文也居多。但是，这时期却有东西南北文化大汇合的趋势，造成汉代全面整理古籍，奠定了古代文献的基础。
从汉代到隋代，北方之士多效南人，文体渐由北趋南，多崇偶体，多用艳辞丽句，以利抒情。这一点也可直溯老庄、屈宋。当时战乱延绵，政治动荡，社会分裂，人心的凄苦、民众的祸难，而使人们着力地去追求安逸的幽美的精神境界和内心的寄托。虽然这时南北两派的对峙还很严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南北两派文学的地域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而被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代替。刘师培在谈到唐朝之文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