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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平九歌，其遗制也；铭为勒器之词，以称扬先祖功烈，汉、魏墓铭，其变体也1。
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词之属，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德扬先祖，亦以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645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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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礼而生1。
在远古蒙昧时代，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和生产关系极为狭隘，“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到处创造了许多神。”
2这种宗教崇拜的仪式、活动以及祈神告神之文，通过巫祝之官予以实施。他们大抵工于词令，巫祝之文亦为韵文。刘师培从字义、字源、巫祝之文的形式和作用等进行考察，并把巫祝之文作为后世的诗歌、墓铭、行状、碑志之文的先祖，是有一定道理的。巫祝之文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件和功绩的唱词，其中含有一定的文艺因素，如注意节奏、押韵和词句的力量，但仍然为一种宗教性、政治性的历史文献。
刘师培所说的“由祀礼而生”的“诗”
，在诗经的颂和大雅中还可见到它的遗迹。
颂之中有不少是所谓“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之词，大雅则多“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记事之词。直到国风之中的“诗”产生之后，才开始有了带有个人抒情意味的诗的产生。即使这样，国风中的有些作品，在春秋以至战国，也经常并不被看作是文艺作品，而是当作历史文献来对待，断章取义地用作外交场合的词令，或作为证实某种政治理论以至哲学见解的经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83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第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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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根据。这基本上是从孔子开始，特别是到了孟子，“诗”所具有的作为文艺作品的特征才慢慢地被意识到。因此，把一些文体的产生、发展同巫祝之文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一点去追根溯源，忽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忽视文学产生和发展自身固有的规律，就失之偏颇了。
从文字到文章，从巫祝之文到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构成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其最根本的因素，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彻底揭示。而当时的刘师培未能达到如此思想境界，只能在个别因素上作点文章，也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要探讨和研究文学的起源和流变，当然不能脱离文学体裁的兴衰，也不能脱离具体作家作品的风格、流派的演变。
在这方面，刘师培所下的功夫，不弱于从文字到文章，从巫祝之文到文学作品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但实际影响，后一方面不如前一方面。尽管如此，刘师培的探讨和研究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具体归纳为文学体裁源流和作家作品分类的两大特点。
其一，探讨和研究文学体裁的起源和流变。
刘师培认为“屈宋的楚辞”是辞赋家的鼻祖。而楚辞又源于古诗。箴、铭、碑、颂，都是文言韵文体，发源也甚古：箴者，古人谏诲之词也。铭者，古人儆励之词也。碑者，古人记功之文也。颂者，古人揄扬之词也1。
1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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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据古籍记载的考察，认为这四种文体都起源于五帝之时，上古之世，验证了阮元文言说。杂文大略分为三种，即“答问”
、“七发”和“连珠”。
答问式，起源于宋玉，属纵横家之流。纵横之学，出于行人之官，典谒四方宾客。故善辞令；七发，始于枚乘，属楚辞之流；连珠，始于汉魏，属荀子之流。
虽然都是杂文，但各属不同流派。他没有作更多的阐述，但都能简约地道出它们的各自的起源和类属。
至于小说和曲剧、曲剧和八股之间的关系，刘师培也作了深入的考察。
他认为，小说家流，出于稗官；体近于史，无涉乐教，为春秋家之支流。中国人喜言鬼怪；小说以借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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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
怪，而含别意于其中，以感发人民。到了唐代，文人中有人以写传奇小说为科举之媒，其文备众体，可见其史才、诗笔、议论等。
而汉人乐府之诗，如孔雀东南飞数篇，咸杂叙闾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乐府者，又乐教之支派也。是为春秋家与乐教合一之始。此即金元曲剧之滥觞也。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1。
在这里，刘师培论述了传奇小说、乐附之诗与曲剧的关系，概括为“近源”和“远源”。曲剧具有情节性，是以叙事为基础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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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配以乐曲。
孔雀东南飞既具有叙闾里之事，这自然成为曲剧的“远源”。但是，刘师培仍不及王国维对中国古典戏曲发展径路的纵、横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因此他所说的“近源”
、“远源”带有相对意义。
接着，刘师培又论述了八股文起源于曲剧的问题：
元人以曲剧为进身之媒，明人袭宋、元八比之体，用以取士，律以曲剧，虽有有韵无韵之分，然实曲剧之变体也。如破题、小讲，犹曲剧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后比，犹曲剧之有套数；领题、出题、段落，犹曲剧之有宾白也；而描摹口角，以偪肖为能，尤与曲剧相符。乃习之既久，遂诩为代圣贤立言。故知八比之出于曲剧，即知八比之文皆俳优之文矣。乃近数百年之间，视八比为至尊，而视曲剧为至卑，谓非一代之功令使之然耶1
他从八股和曲剧在内容上、结构上，乃至形式上“整齐可观，高下可诵”
2。揭示出相互关系，说明了曲剧乃为八股之先导，指出后人重八股、轮曲剧的观点的荒谬。这既证明了晚清资产阶级著作家轻视孔孟之道的八股，而重视俳优之文、民间戏曲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也证明了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能够从历史事实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带来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3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第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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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新意。
其二、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分类的研究和探讨。
比如，刘师培划分汉赋为两类：“客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
；余者之赋，按抒情、铺叙、哲理之性质，称为写怀之赋、骋辞之赋、阐理之赋，指出：
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1。
所谓“写怀”。即“言深远思，以达一己之中情”
；所谓“骋辞”
，即“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
；所谓“阐理”
，即“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
2。这三条夹注，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刘师培深感对于这个问题研究和探讨，“近代校雠家。”也很少论及。而他显然吸取了西方文艺学、美学的新概念，才作出了抒情、铺叙、哲理的划分，并追溯到先秦文学作品，确有高人一等之处。
但是，刘师培对此后的作家作品的分类，到处套用了先秦九流十家为旨归，就显示了其思想方法上的机械、刻板，乃至僵化。尽管在其中不乏有精到之处如，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古文归入儒家类；又如，把“发乎情，止乎礼义”
、“温柔敦厚”的子建之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