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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许君为泓长，作字林之吕忱为偪令也3。
这里“异曲同工”却成了摹仿蹈袭的代名词。陈衍自己提供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一位作地方官的朋友吟诗怀念京国，陈寄诗慰之，末两句云：“倚栏倘向长安望，不在夕阳红尽头。”
据说过两句是仿高启“知尔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长安”
句法，翻那位朋友诗意，而高启这两句又是翻宋人词“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意。后来陈衍又发现，那位朋友也是翻另一首诗“凭高便有无穷感，却指长安落日边”意。这样，
1石遗室诗话卷三，第8页。
2王若虚诗话滹南遗老集卷四十里有几句说的正是此意：“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
3石遗室诗话卷五，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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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73
两句诗意辗转蹈袭了五次
但是，这也不稀奇，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文人，除在书堆里、文字上翻筋斗而外，还能有什么创造性无论高唱“夺胎换骨法”
的黄山谷，被陈衍誉为“最工摹拟”
的王渔洋，以及提倡“异曲同工”说的陈衍本人，严格说来，都一样是象冯班所说的“向古人集中作贼耳”
1同样是“作贼”
，而陈衍却鄙薄渔洋，斥之为“巧偷豪夺”。其实，真正提倡“巧偷”
的倒是陈衍自己。
渔洋摹仿古人好句，往往直抄字面，痕迹显然，这只能算是“豪夺”。而陈衍在称引同派诗人的作品时，则常说诗中某句某句，用笔造语皆得髓于某某而神似之，可见他要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这种摹拟法当然要比渔洋更高明一些，比较接近于黄山谷的“夺胎换骨”
，他可算得是“剽窃之黠者”
2。陈衍原是反对摹拟的，前面说过，他主张只向古人学习“所以言之法”
，加以“弃取变化”
，然后用这种“推陈出新”
的方法来表现“古人所未及知末及言”
的新事理。
这个主张本来有一定的进步性，可惜他能说不能行，不去挖掘新事理，而只想给陈旧的内容换上翻制的古装，结果仍旧走上摹拟的道路，而且是大规模、极狡猾的摹拟，并以此号召其追随者，说什么“古人诗到好处，不能不爱，即不能不学，但专学一家之诗，利在易肖，弊在太肖，不肖不成，太肖无以自成也”
3之类的滑头话。由此可见，文学上的
1钝吟杂录卷四。
2王若虚语，见所著诗话。
3石遗室诗话卷十四，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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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故鼎新，首先应从内容下手，假使没有真正新内容，而只想在形式上玩弄花样，那无论如何都跳不出旧的圈子，陈衍的“异曲同工”说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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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83
第六部分 文学、戏剧、绘画美学思想
第十三章 刘师培
刘师培1841919年
，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盦生长于世代治经之家，故早年即博通群籍。
1903年，在上海晤见章炳麟，赞成“光复”
，改名光汉，撰攘书。此后，在警钟日报、国粹学报撰述。
1907年亡命日本，不久宣扬无政府主义。
1909年，为清官僚收买，入其幕。辛亥革命后加入筹安会，助袁世凯行帝制。
后在北京大学任教。
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宗古文经，主张以字音惟求字义，用古意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又擅骈文。著有刘申叔先生遗书。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和流变
刘师培首先从考据学、文字学的角度，对文学的起源和演变，进行考察，指出：
积字成句，积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缘起，先穷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凡字义皆起于右旁之声，任举一字，闻声即知其义。凡同声之字，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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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旁之声，不必举左旁之迹，皆可用通1。
文字作为文章的细胞，有一个产生、变化的过程。这个产生、变化的过程，当然与文章本身有极大的关系。造字之源，音先义后；考字之用，音同则意通。这是刘师培接受了黄春谷文学观点推断而出的。字以右旁为纲，以左旁为目，字同则义同，由语言而造文字。同义之字，声必相符，文字基于声音，以言语流传，难以久远，故结绳为号，后书契兴而代之。
这就是文字之用。
当时尚无现代化的印刷条件，转抄文章，传播艰难，多为口授。为了便于记忆传诵，多用偶语韵文。这一研究由于建立在考据学、文字学之上，还是符合从文字到文章发展的历史事实的。但是，所欠缺的在于尚未对最原始的象形文字甲骨文，进行研究。因为象形文字，也就是符号或记号，是世界各国文字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就有所揭示了；相比之下，刘师培研究眼光过于窄小了一点。
刘师培运用了上述的从文字到文章的观点，进一步具体分析文学体裁兴起的原因，在于“循天籁之自然”
：
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韻语。
“谣训”
“徒歌”
，歌者永言之谓也。
“谚”训“传言”
，言者直言之谓也。
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
1中国近代文论选 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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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亦甚古1。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上，不少美学思想家一谈到某个文学体裁的产生，往往把它归结于历史上个别人物的作品，无法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然而，刘师培从总的社会情况出发，认为语言先于文字，谣谚先于诗歌。在未有文字之前，文学的传播形式是靠口授的。这就是原始部落的集体口头创作先于个体文字上的创作，谣谚便是作为最早的文学体裁，然后从谣谚而演变发展出诗歌。这是符合文学体裁发展的历史程序的。接着，他说：
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徵谣谚之作先于诗歌。
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
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言志者为诗，记事者为史篇2。
这种先于诗歌的谣谚，能循天籁之自然，能谐音律，句各叶韵。语句之间，多用双声叠韵之字，双声叠韵为自然之音律，非人力所为。因此，未有文字之前，已具此体。应该承认，一切种类的文学起源，的确与原始部落的口头创作发生关系。这一点刘师培揭示为“循天籁之自然”
，含有正确成
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页。
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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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至于诗经、楚辞中所谓抒情“言志”和纪事的成分的具体分析，实际上是文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如何发挥的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上看，刘师培未能正确地指出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这两类作品在内容上和性质上的不同，未能正确地指出文学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功能，直接影响了理论深度的开掘。不过，刘师培对于文学的起源和流变的探讨，不只停留在考据学、文字学的基础上，他还运用了神话学、文化学的西方美学理论观点，开展了多元的研究。他说：
吾观成周之制，宗伯掌邦礼，于宗庙鬼神之典，叙述尤详；而礼官协辅宗伯者，于祭祀之典，咸有专司，如巫、史、祝、卜是也。试观周礼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即后世祭文之祖也。殷史辛甲作虞、箴，以箴王缺，即后世官箴之祖也。又太祝所掌六词，命居其次，诔殿其终：命也者，后世哀册之祖也；诔也者，后世行状、诔文之祖也。颂列六义之一，“以成功告于神明”
，屈平九歌，其遗制也；铭为勒器之词，以称扬先祖功烈，汉、魏墓铭，其变体也1。
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祀，故巫祝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