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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虽然不一定就是舜说过的话，但在先秦诸子著作里普遍继承了这个观点，如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
，苛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当然也包括陈衍所说的说文解字、毛诗序对“诗言志”观点的继承。陈衍由说文解字、毛诗序追根溯源于尚书。尧曲，是正确的。
对于“诗言志”的含义，历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陈衍在引用了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段话以后，作了两方面的申述：
1诗学概要。总论。未刊稿。
2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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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43
一是，“志者，自己之志，则其言必自己之言，而非公共之言”换句话说：“诗中有我”
，表现的是“自己之志”
，说出的是“自己之言”。这实际上已超出了尚书。尧典的“诗言志”的古老含义。这是因为在远古的氏族社会中，还不可能产生后世那种抒发个人情感、被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看待的“诗”。当时所谓“诗”是在宗教性、政治性的祭祀和庆功的仪式中祷告上天、颂扬祖先，记叙重大历史事迹和功绩的唱词。它的作者是巫祝之官，而不是后世所谓“诗人”。这些唱词，虽已含有文艺的因素如注意节奏，押韵和词句的力量
，但并非后世所谓的文艺作品，而是一种宗教性、政治性的文献。这在诗经中的颂和大雅还可以见到这种“由祀礼而生”
1的“诗”的遗迹。从这个意义上看，向神明昭告功德和记述政治历史的大事，是所谓“诗言志”最早的实际意义2。
然而，陈衍只是附带考证“诗言志”的根源，未作如此深究，他心目中的“诗”是文艺作品，而且是有别于一般论述文章的文学作品。当然要表现“自己之志”
，说出“自己之言，非公共之言”了。这在石遗室诗话中也同样强调“作诗尚是自家意见，自家言说。”
3
二是，陈衍把作为文艺作品的“诗”
，同一般论述文章相
1刘师培：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3页。
2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2页。
3石遗室诗话卷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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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比较“
，又非直言已也“
，触及到诗要用形象思维。而不只是逻辑思维所能凑效的问题。所谓“非直言”
，即为“永言”
、“长言”和“嗟叹”。他举了诗经中的作品加以论证：
一
“参差荇菜”也，即言“左右流之”
，又言“左右采之”
，又言“左右芼之”。葛蕈也，既言“维叶萋萋”
，又言“维言莫莫”
，可谓长言矣。［长］卷耳篇，既言“嗟我怀人”
，又言“维以不永怀”
，“维之不永伤”
，又言“云何吁矣”。
击鼓篇，既言“吁嗟阔兮”
，又言“吁嗟洵兮”。可谓嗟叹矣1。
所谓“永言”的“永”
，即“咏”
、“詠”。诗要用詠叹之言才能表现出人的情感的形象性。“长言”相对于“短语”
2，同“
嗟叹“
3一样，无非要作人的情感的詠叹之言。然而，一般论述文章只须“直言”
，不必反复詠叹，不追求艺术形象的体现。
在“直言”与“非直言”区分的基础上，陈衍进一步找出了“诗”
“文”之异同。
故诗者，以言情说理写景记事，与文同。所以言之说之写之记之者，与文稍不同，而及其工者；可谓可读，又无不同4。
1见诗学概要。
2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汉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之言，齐人语也”。长言短言，指语气的缓和促。语气缓的“长言”
，便于抒情、咏叹。
3礼记。乐记，郑玄注：“嗟叹，和续之也。”
4诗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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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53
形象思维同逻辑思维在反映客观对象世界的功能上是一致的。正如“诗”
、“文”在“言情说理写景记事”上有相同之处一样。所不同的在于“言之说之写之记之”
，就是在反映客观对象的手段不完全一样。
但由于它们都是以文字为媒介，亦就“可诵可读，又无不同”了。请注意这里的所谓“工”
，既可作为“作”解，又可以认为是艺术化的最高要求。
接着，陈衍还对古人或以有韵无韵来划分“文”
、“诗”
，或以工文、工诗论作者，持不同意见。实际上是诗说这两种观点，并没有抓住以“直言”与“非直言”区分“文”与“诗”的要害。在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文论史上，阮元、刘师培先后引用了“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
1，或“就应对然，则直言之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
2。但他们两人却没有象陈衍那样，既撇去“论难之语”
，又不在是否修辞上作文章，只取“直言之言”为区分“文”与“诗”之尺度。
二情景合一形象思维的一种体现。
以上说过，陈衍论述诗的特质在于形象思维的理论基础为“诗言志”。先秦关于“志”这个词就包含着“意”和“情”。孔颖达正义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据朱自清的考证：古“志”与“诗”原是一个字，有记忆、记录、怀抱三义，包括理性的和感情的活动3。随着语言
1阮元：文言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页。
2刘师培：广阮元文言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33页。
3闻一多：诗言志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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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发展，词汇丰富，到汉代，“情”这个意义分了出来，写成于西汉的礼记。乐记，把哀、乐，喜、怒、敬、爱六种心理活动，不称“志”而称“情”了。西汉儒家学者在论诗时，往往只谈“言志”
，不直截了当地谈“抒情”
，这是因为“志”是理性的，经过规范的，而“情”偏重于感性，大多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从封建教化的观点出发，就着眼于前者，而不去提倡后者，以免不合规范的感情自由发展。
诗大序根据语言发展的实际，把情、志并举，是对先秦诗论的重要补充。
陈衍沿着诗大序情、志并举的理论发展的脉络，推崇“诗中有我、情景合一”
，使之成为形象思维的一种体现。
他指出：
唐以前名句，多全联写景者，宋人除陆放翁，范石湖、杨诚斋诸公外，往往写景中带着言情。一联中或一句写景，一句言情，或两句半写景，两句半言情，岂好景果为前人写尽乎；抑亦厌赋体浅直不如比兴深而曲耳。
然景中带情，六朝盛唐人已有之。如薛道衡之“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杜甫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是也。沈休文云：“相如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
张戒岁寒堂诗话云：“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此言情与景分者也。
刘彦和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又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随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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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53
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
此言情与景合者也。
1由于诗者“非直言已”也，情景合一中的“情”
，就是一种“已情”在写景中抒发。所以，陈衍在接下来的另一则诗话中，认为“诗中”皆有人在，则景而带情者矣。“
2
情景合一的艺术效果，接近于“比兴”所能达到的。
所以，陈衍推断，情景合一的名句的创造和欣赏，“
抑亦厌赋体浅直不如比兴深而曲耳。“并以刘勰彦和
文心雕龙和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圣俞的有关论述为佐证。其实，陈衍在这里所说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