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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流于隐晦，失去了艺术形象固有的生动活泼之态和艺术欣赏直觉式的特征。陈廷焯十分推崇清代庄棫蒿庵词，又不得不承认，“蒿庵词有
1词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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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其用意所在“
1，读者难以体识到，如梦江南一词：“红袖满楼不见，桥边杨柳细如丝，春雨杏花时”。陈廷焯认为，“不知其何所指，正耐人寻味不尽。”
2这里的“不知其用意所在”
，反而让读者进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境界，也就象西方意象派大师艾略特在诗歌的音乐中所讲的：
一首诗对于不同的读者可能显示出多种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可能都不是作者的原意。而一个读者的解释，虽不同于作者的原意，有时却同样的得当，甚至比作者的原意更好。因为一首诗原可能存在有不为作者所自知的更多的意义3。
常州词派后期词家、陈廷焯之前的谭献说过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4，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这种艺术作品的多义性，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一种风格，固然是未尝不可。对于反叛那种概念化式、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倾向，也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如果执此一端，认为非如此不能成词，甚至认为非此不美，则是有失偏颇了。
撇开这个论争不说，作为常州词派理论家之一的陈廷焯对“寄托”说，仍然进行了一番深究，提出如下三个观点：其一、他认为词人的“所感”和词中的“寄托”必须深
1白雨斋词话卷五，第119页。
2蕙风词话卷一，第45页。
3转引自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46页。
4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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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3
沉，“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1而“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
2他认为词人应当象温庭筠、韦庄、周邦彦、秦观、姜夔、史达祖、张炎、王沂孙那样，在作品中暴露出“情长”和“性情之厚”来。以温词而论，他指出其菩萨蛮“弟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
3对于王沂孙的词，他认为“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
4，常以“无限怨情”
、“感慨沉至”
、“字字凄断”等论之。这些评价虽有点言过其实，但他重视情感的深厚和“寄托”深沉的倾向是鲜明的。
其二，他要求“寄托”的思想感情必须“雅正”
，也就是必须合乎儒家诗教所说的“温厚和平”的标准。张炎词源有云：词人“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雅正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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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焯持不同看法，认为，风、骚是“雅正”的、“温厚和平”的；而“词也者，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
6当然也应该是“雅正”的。他一再强调“词欲雅而正”
7。
“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
8。温庭筠、韦庄、苏轼等人词作，由于有“温厚和平”的内容，也就被他
1白雨斋词话卷七，第196页。
2白雨斋词话。自序，第1页。
3白雨斋词话，卷一，第6页。
4同上，卷二，第40页。
5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9页。
6白雨斋词话卷五，第129页。
7同上，卷四，第105页。
8同上，卷七，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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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为词的“正声”。
反之，内容不符合“温厚和平”标准的，自然就属于“变调”了。这种本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的正变观，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其具体标准当然是迂腐的，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在中国近代西学新学
日益兴起，封建主义旧学正在不避免地被取代的时期，这种观点当然是起消极作用的。但他指出词要有严肃的思想内容，却是应当给予肯定。
其三，如何使词有“寄托”并保证“寄托”的真实、深沉、雅正呢陈廷焯认为，应当在提高人品、陶冶性情、开阔胸襟和增长阅历等方面下功夫。
因为“诗词原可观人品。”
1
他说：
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橅，适形粗鄙耳2。
这话说明了人的人品、性情、胸襟、遭遇决定词的境界；提高人品、陶冶性情、开阔胸襟和增长阅历是造成“沉郁”的艺术效果的根本保证。没有被囚之悲，亡国之恨，就不会有李煜“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没有“犹未雪”的靖康之耻，没有对金兵的切齿仇恨和收复失地的坚强
1白雨斋词话卷五，第132页。
2同上，卷六，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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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43
信念，就不会有岳鹏举的“怒发冲冠”
，“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故作姿态的豪雄，故作姿态的郁悲，终不免流于狂呼叫嚣，无病呻吟。
陈廷焯提倡词中“寄托”
，并没有限定“寄托”的范围。
除了指出词中“寄托”应合乎真实、深沉、雅正的标准以外，他认为，“怨夫思妇之怀”
、“孽子孤臣之感”
，“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
，都可以作为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
他推崇寓身世之感、家国之恨，表达重大社会内容的苏东坡、辛弃疾等人的词；同时他又推崇远离社会现实的温庭筠、韦庄，说张惠言词选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于使“温、韦宗风，一灯不灭，赖有此耳”。
1说温词“独绝千古”
，为“古今之极轨”
2；韦词“最为词中胜境”
3。这种宽容的态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有其高明之处。
况周颐也提倡“意内言外”。
他说：“乃若词人以人重，则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
4“意内言外，词家之恒言也。凡物在内者恒先，在外者恒后。”
5他认为先有作者的主观酝酿，情感然后才能表露于外。这也就是陈廷焯“意在笔先”之说。
与此同时，况周颐提出：“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
1白雨斋词话卷一，第5页。
2白雨斋词话卷一，第7页。
3白雨斋词话，卷一，第7页。
4蕙风词话卷一，第20页。
5同上，卷四，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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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
1他把“性灵”与“寄托”联系起来，“性灵”
指人的心理状态。
人与人、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会产生一系列心理活动。人的思想感情到万不得已时便要表达、要寄托；而“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
，就是创作心理活动的微妙状态。这是因为作者若在下笔之前，胸中总横有“寄托”二字，那么所作之词定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没有生气的。如果作者勉强在不变中求变化，那么这种“寄托”是毫无意义的，不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给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带来了困难。他还指出：
名手作词，题中应有之义，不妨三数语说尽。自余悉以发抒襟抱。
所寄托往往委曲而难明。
长言之不足，至乃零乱拉杂，胡天胡帝。其言中之意，读者不能知，作者亦不蕲其知。以谓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则亦左徒之“骚”
“些”云尔。夫使其所作大都众所共知，无甚关系之言，宁非浪费楮墨耶2
“寄托”应该自然、明了，无甚关系之言尽量免去。他实际上批评了自张惠言以来的常州词派中的穿凿附会、过于隐晦的词风，对染习这一风气者来说，不啻为一帖清凉剂。
二
“比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