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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1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2。
此后到二程，进一步认为，从事于文，即有害于学。并转引书“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
3的话相佐证。到了朱熹不象二程之绝对，但仍反对著力于文。
语类中载：
一曰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4。
曾国藩虽然在思想上是崇尚程朱理学的，但对他们的重义理而轻词章的见解，是反对的。他在与刘孟容书中说：周莲溪氏，称“文以载道”
，而以虚车讥俗儒。
夫虚车诚不可行，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殁，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后日苟有所见，而愿
1周敦颐：通书。
2周敦颐：通书。
3见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伊川先生语四。
4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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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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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
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
1
又说：
于汉宋两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阅。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2。
曾国藩有一部鸣原堂论文，选取了汉代匡衡、贾谊以后的古文十七篇，多从结构、气味、音调、遣词和造句等方面，进行评点，“总期足以感发兴起耳”。
3由于曾国藩注重古文写作的技巧，他的文章，曾受到章炳麟较高的评价，说他“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9351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
4
从以上两方面看来，曾国藩在桐城文论体系中，既有所传承，又有所修正，而且这些修正部分，能分别从内容和形式入手，比起那些守旧说者自然要高明一些。桐城古文经曾国藩又延续近半个世纪，与他处于一定的社会地位，网罗人才，扩大影响；并能够认清“世变”
，在理论和创作中作出了
1与刘孟容书，书札卷7。
2周敦颐：通书。
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3页。
4太炎文录。校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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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731
努力，有一定的关系。诚如梁启超所说的：“国藩功业既焜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
1
第三节 诗文“言情”与“说理”
宋代诗人，包括苏轼、黄庭坚在内，因其“以文为诗”
，“以议论入诗”
，没有很好处理“言情”与“说理”的关系，为后人所诟病。曾国藩在湖南文徵序中，曾论及了这个问题：
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两端：曰理与情2。
这话揭示了文学“言情”和“说理”的审美心理基础。人的情感和认识是不同的两端。感觉、知觉、表象、概念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反映。情感则是人对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反映。人在认识或作用于客观事物时，并不对每一对象或现象都能引起情感，人只对那些与自己的需要有利害关系的事物，才会引起相应的内心体验和外部表现。
因此，只有当客观事物的内容不仅具有普遍性真
，而且经过人们的实践体验确证其具有对人有益的功利性善时，人才会产生愉快、喜悦、满意的情感。人的情感与理性认识的统一，成为美感的基本特征之一。曾国藩在这里，缺乏以后王国维、蔡元培所接受的西方现代美学、心理学的知识，只用
1清代学术概论十九。
2湖南文徵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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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文”来说明“理”和“情”的审美心理基础，未能抓住本质。但以“情”和“理”作为审美心理基础的两端，审视我国历来文学现象和作用，含有一定的道理。
他接着指出：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微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1。
他以为自东汉至唐，皆习于情韵；而自宋及清，则习于义理。
习于情韵，则“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习于义理，则“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他还以为“屈原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
；而“宋世周子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
2撇开具体作品评价不说，曾国藩举了文学作品离骚和论著作品太极图说通书各有繁衍，以区分其“情韵”和“义理”之不同。可是，有人说它“混淆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混淆了诗与文的界限”
，是错误的3。其实，曾国藩只作“情”与“理”大体判别，并不是说文学作品只有“情”
，论著作品唯尚“理”。
据许寿裳先生回忆，鲁迅在日本求学时，有一次章太炎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回答道：
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
1湖南文徵序。
2湖南文徵序。
3彭清：曾国藩的诗论和诗，求索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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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1。
“启人思”就得说理，“增人感”就要有情。这同曾国藩关于论著作品“言义理”和文学作品“言情韵”的论断，岂不有异曲同工之妙更何况曾国藩并不否认文学作品既有“情”
，又有“理”呢他在一则日记里，就十分明确地写了诗文“言情”和“说理”的关系：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
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直至正之情。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吐，而理不足以达之，则不得不求工于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2。
这一段论述表明，诗文的“言情”和“说理”关系极为密切，是相互依存的，诗文写人状物都是为了传情达意，在感情上征服人心的前提条件下，不能排斥“说理”。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说的，既要“为情而造文”
，又能“理定而后辞畅”
3。有情无理，或有理无情，都不是成功的诗文作品。这是其一。
其二，曾国藩就其所言之“情”
，为“真情”或“至真至正之情”
，反对虚情假意，是明确的。他曾用“情极沉挚”和
1转引自张颂南：鲁迅美学思想浅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2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3页。
3刘勰：文心雕龙卷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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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性至情”作为祭文的审美标准1。然而，就其所说之“理”的状态、来源及其真实涵义，就比较复杂了。
“不假思索，左右逢源”
，建立在“平时积理之富”的基础上，是创作中获得灵感的状态。但是，这个“平时积理”的来源，不是从社会生活中来，也不是从亲自实践中来，而是来自书本：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2。
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3。
书不可不读，读书可以穷理、积理。但一个作家绝不能只钻在书堆中。要知道书中之理只是古人或他人根据彼时彼地所得到的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经过总结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些“理”
，我们必须批判继承。但是，它不能代替作家此时此地根据社会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的加工和创造。何况这些所穷和所积的书中之“理”
，还有待社会生活实践去检验呢
所以说，曾国藩所说之“理”只是来源于书本，显然带有片面性。问题不仅如此，曾国藩所说之“理”
，虽也包含了一般的“见理甚真”
4之“理”
，但又作为追求“义理”之同义词。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
5。宋儒所谓身心性命之
1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