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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选出了一部古文四象，探讨古文境的阳刚和阴柔之美。
姚鼐还认为，阴阳刚柔“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
2“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柔而徐婉。温柔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
3姚鼐的这些看法，曾国藩也大致继承了。他说：“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
4就是说，他也和姚鼐一样，认为文之阳刚阴柔二者不是截然分开，即“偏胜之极”
，并认为，阳刚阴柔二者不能等量齐观，阴柔必赖阳刚运乎其中，才能自立。曾国藩深受韩愈文风的熏陶，
1姚鼐：复鲁絜非书，文集卷6。
2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46页、第52页。
3姚鼐：海愚诗钞序，文集卷4。
4与张廉卿，书札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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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然思蹑而从之”
1，称赞韩文“意义层出，笔仗雄拔”
2也许推崇、沿袭韩文，振奋桐城文气，实比阴柔之美受到更多的重视。他在书信中谈到：
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
故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繁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3。
对此，吴汝沦深有所察，指出：“桐城诸老”大都“才气薄弱”
，独有曾国藩能以“雄奇瑰伟之境”广之，“以汉赋之气运之”
4，就是在他创作实践中的验证。桐城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林纾的“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
，被视为“阴柔之美”
5，则是另一番情象了。
第二节 “文章与世变相因”
既然曾国藩标示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为古文之境，那么要达到这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古文之境，就须要在古文
1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五年。
2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4页。
4吴汝沦：与姚仲实，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5苏雪林：林琴南先生，人间世第14期，193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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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和古文的形式上，下一番功夫。否则，他的美学思想只能是一种历史遗产的归类，而不能在创作实践中发挥作用。
曾国藩所说的古文的观念沿袭了方苞、姚鼐的“桐城”
一路，桐城派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散文流派。从它一开始，就和宋代的理学结合在一起，由程、朱上溯孔、孟，宣扬儒家之道：它以归有光承接唐、宋八家，上溯先秦、两汉，探源六经、左、史之文，它对民间文艺以及新兴的小说、戏剧文学，顽固地采取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就其总的倾向来说，它是保守落后的，是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文学派别。但是，由于这一文派不仅多少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古文作品传世，在创作实践上显示出一定的业绩，同时更由于这一文派中的美学和文学理论家，不断吸取古代美学和文学的研究成果，探讨散文的艺术经验，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创始于方苞，形成于姚鼐，而大盛于曾国藩。
曾国藩平生在治古文上是非常服譍姚鼐的。在圣哲画象记中，把姚鼐列为他对历史人物所最钦佩的32人之一；并在复吴南屏书中，对当时吴敏树诋訾姚鼐，把他比作宋代江西派的吕居仁的论述，深不以为然，以继承姚鼐之传而自命1。他在对古文写作方法，以及文章风格上，虽有所阐发，但基本上继承了姚鼐之论述。不过，姚鼐死后，桐城派遇到了新的形势、新的问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的震撼，使得封建统治所要求于文学者，已经不是“华国文章”
，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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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更直接、更实际地有助于封建统治者的重新稳定。曾国藩十分敏锐地感受到这个问题，提出了“文章与世变相因”
1的观点，从古文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理论的探索。
一方面，他为了给桐城派找出路，把“经济致用”的口号，从早期改良主义者手中夺过来，而注入不同的内容，用以代替桐城派“义理、考据、词章”这个体系中“义理”之首位。他在圣哲画象记里，取“义理、考据、词章”之说，以概孔门四科，把“德行”
、“政事”两科并入“义理”之内。而四科之中，首先标举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四人，许为“德行”而兼“政事”
，得“义理”之全；然后才是濂、洛、关、闽五子，只承认他们占了“德行”一科，仅得“义理”之偏，并且只承认他们是大致不差，“其大者多合洙泗”
而已。
2在姚鼐的体系中，“义理”
只是宋儒的义理，程、朱是继承孔、孟“道统”的正宗，根本没有诸葛亮、陆贽等人的地位。诸葛亮的治术，一向还被理学家议其“不纯”
，是否够得上儒家的资格都还有问题。
而在曾国藩这个体系中，这些实践的封建政治家却成了“义理”的最完满的代表，压在宋五子头上，巍然居四科之首。显然，此“义理”已非彼之“义理”
，实在就是“经济”的别称。曾国藩还公然说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
3更干脆把方苞、姚鼐所谓“义理”抛到一边去。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1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3致吴南屏书，书札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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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致用”
，早期改良主义者用来攻击桐城派，方东树畏之如毒药；曾国藩却用它来发挥“躬行实践”
1的疗救妙方，变成了桐城派的续命汤。陆贽和马端临，是早期改良主义者所推崇的人物，作为反唐、宋八家，反桐城派的两面旗帜2；曾国藩又把他们夺过来，纳入自己的体系。其关键在于他是洋务派的先驱人物。他依据情势发展，主张要“变”
，反对顽守“祖宗成例”。所以他在文学上能抛开方、姚辈所谓“义理”
，实际上代之以“经济”。即所谓“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
3可是他所要的“变”
，是以对外妥协，换取新装备，加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同于早期改良派主张的，即把封建**制度改变成一个对内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对外足以与侵略者相抗衡的君主立宪制度。所以他所谓“经济”
，绝不是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所谓“经济”。后来桐城派文人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指出：
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4。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6页。
2冯桂芬：复庄卫生书、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页。
4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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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那些拜祷讴歌的话之外，曾国藩“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
，就是以“经济”代之“义理”
，借以补救理学空疏的弱点，而使桐城派得以延续，那倒是确实的。
另一方面，曾国藩重视写作艺术，反对程朱的重道轻文的观点。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中说：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1
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2。
此后到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