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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是非明白，不惑将来”
3。然则不明道也不可记事。包世臣认为，“言事之文”和“纪事之文”是各类文体中最难作的。
“道附于事”又在这两类文体中又最为明显，所以，离开了具体的事而言道，则道就成了空洞的门面语。
1艺舟双楫，第3页。
2同上，第13页。
3艺舟双楫，14页、13页、14页、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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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78
包世臣的“道”与“事”和“礼”的关系，十分复杂。
“道”与“礼”是指导关系，“道附于事而统于礼”
1。但是，这种关系不能代替“言事”
、“纪事”之道。
“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国家也”
2。有些“寻常小文”也不必“强推大义”了3。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包世臣否定“礼”对“道”的指导关系。他批评韩、柳以来古文家的陋习，也是以“离事”与“离礼”同时并重作为标准的。
其离事与礼而虚言道，以张其军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遒用力于推究世事，而子瞩尤为达者。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为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4。
然而，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引述到包世臣批评韩柳以来古文家陋习，只以“离事”为标准5，而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虚言道而言张其军”
6，抽掉前半句中的“离事与礼”
，均有失片面。
1艺舟双楫，14页、13页、14页、14页。
2艺舟双楫，14页、13页、14页、14页。
3艺舟双楫，14页、13页、14页、14页。
4艺舟双楫，第13页、81页、13页、53页、51页。
5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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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第二方面，“法”
，涉及艺术美的形式，即所谓“言之有序”
1。他认为：“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之于文也，尤精而言”
2。他在一些诗文集的序跋里，一再赞赏和追求合乎法度之美，发表了不少精到之论。
包世臣所处在古文与八股文八比并存的时代。虽然，“近世多有精通古学而不能八比”
3，但从文“法”的研究，古文又有与八股文并重之势。包世臣在述学一诗中，说过自幼学习八股，“差长艳科第，七岁学八比”
4，又在编录论文集的附记中，肯定八股为“儒业正经”
，说什么：“八比取士，历年五百，忠良英俊，类出其中，义醇词净，本于经；议鸣识壮，酿于史；描摹精切，依于子；波澜洪远，源于集，与古文固不殊也。”
5但是，包世臣眼界毕竟开阔，心神甚为宏大，敢于将八股文与古文相比较，认为：
古文言皆己意，故贵能蹈实；八比代人立言，故贵能导虚。古文虽短章，取尽己意，故转换多变态，其墙壁宽而峻；八比虽长篇，取协题情，故推堪少回互，其墙壁隘而夷6。
两相比较，八股文有自身的不足和弱点。包世臣感到在文
1艺舟双楫，第13页、81页、13页、53页、51页。
2艺舟双楫，第13页、81页、13页、53页、51页。
3同上，第912页。
4艺舟双楫，第13页、81页、13页、53页、51页。
5艺舟双楫，第53页。
6艺舟双辑，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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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8
“法”
近辉远映，上压下垫，旁敲侧击，仰承俯引
“较古文为备”。在这个意义上说，“八比实足以为古文为导引”。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也论及科举八股，从文题、布局、手法，一直到炼词造句诸方面，比包世臣只从布局、手法上来讲，更为全面一些。但是，在对待科举八股的态度上，刘熙载只引用了“虽不应举，亦可当格言一则。
此亦足破干禄之陋见，证求理之实功已。“
1而包世臣却提醒人们要注意“摆股八比气息”
2。因为时文毕竟是“利禄之途，人怀侥幸”
，“朝驾南辕，暮从北辙，前邪后许，谬种流传，隳风气而坏风俗，遂致世道人心愈趋愈下”
3，而作者本人“幼习举业，继攻古文”
，最后能够掌握文“法”
，写出佳文，“则听其自为从吾所非，而非父师之所能为力者”。
4这些说明了包世臣比刘熙载美学思想更具有积极成分。
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包世臣探讨诗文美的内容和形式，除了对其内容“道”与形式“文”作了种种界定，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外，还涉及到诗文的社会作用。在包世臣看来，诗文具有“功用”和“审美”二方面的社会作用。而且把“功用”与“道”
，“审美”与“法”沟通起来。虽说这种沟通不完全科学，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1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8页。
2艺舟双辑，第54页。
3艺舟双楫，第56页。
4同上，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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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包世臣对于“道”
，对儒家经典作了界定，因而在诗文的“功用”问题上，他十分推崇儒家“诗文”。于是，“温柔敦厚”
、“美刺”
，以至“以礼说诗”等，都成为评价和欣赏诗歌的标准。诸如“观风俗，镜得失”
1，“昭劝戒，垂世法，保绪深达治源”
2等，被当作创作诗文的宗旨。然而，就创作实际而言，“古今传诗之用于美者什一二，而应制教，希恩泽，充羔雁，不足与于诗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风云月露，体物即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于比物连类，以致寄托。”
3前者对一些应酬之作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后者把吟咏情性的山水诗、咏物诗的佳作，统统说成是“比物连类，以致寄托”
，未免偏颇。因为诗文的社会功用问题十分复杂，就他自己来说，因听从别人劝告，认为济世救时之作，系耗费精神之事，曾一度辍作，此后三十多年，诗作“必不得已而有言”
，“自是始专以一心求人情事理之原，有所得而达于诗，尽意则止。依傍之陋，渐就湔除矣。”
4这种诗文多少带有追求超脱世俗的清高意向。包世臣曾为此而努力创作出“究人情之极”之文，达到“遗远世俗，自尊所闻，言依于礼义，心泯乎得失。”
5在这种创作理论的指导下，使他的诗文能够“直吐肝膈”
，出现了生机。
在诗文的“审美”作用方面，包世臣揭示了“移情”的
1艺舟双楫，第10页。
2同上，第39页。
3同上，第77页。
4同上，第21页。
5同上，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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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
现象，深刻剖析了诗文鉴赏者的审美心理特征。他指出诗文的“移情”功用：
是故艺之至者，必移人情。然非其人之情，先能自移，则艺固不至矣。夫以伯牙之学，成连之教，而移情必以海上为期，情固必移于海上乎
古人闻涛声见剑舞，而悟草法；览山川雄奇，诗文为之增气。是岂有迹象可拟，理趣可寻者乎是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适移之于海上也1。
这里所说的是指“移情”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审美主体诗文鉴赏者移情要有对象；而对象自身之移情，也要有凭借。
“伯牙之情能自移，而适移于海上”
，其原因在于“有迹象可拟、理趣可寻”。他还认为，文学作品以语言为媒介，“感人之速，莫如声”
2。作为诗文鉴赏者，又须具备“想齐内省之心”。包世臣曾说：“吾知坐华屋绮筵，而微新曲者，必有思齐内省之心，一时迸发勃然，而不能自遏矣”。
3，我们从鉴赏者审美心理活动来看，“思齐内省”确是移情的内因，它同以后梁启超的“解脱说”
，互为发明。如果说梁启超的“解脱说”
，旨在审美意趣可以使人摆脱现实的不满和精神的痛苦，被誉称为“文学家的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