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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把“桐城派”推崇唐宋八大家的美好世界，无疑捅了一个大窟窿。
“文起八代之衰”
；“八代之文”并非为“文”
，也就不存在“起”
“衰”的问题了。韩、苏而下至于明代的“唐宋派”
，各家都不是女的“正统”
，只有“四书排偶之文即八股文
，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
3。这自然是十分荒唐的。为此，章炳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里，曾经给予了有力的批驳，指出：魏晋以前，文、笔本无分别，晋以后始作区别。虽然范晔的后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都曾论及，但并非绝对地以此为界。至于昭明文选，既是名曰文选，但却选了许多无韵之文；既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5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载，第105页。
3同上，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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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标“沈思翰藻”
，而沈思若庄子，翰藻若淮南，只字未录。可见萧统自己，就没有定见。这一来，他首先推倒了“文言说”的历史依据。
接着，他针对阮元以韵偶为文之说，驳道：
文辞之用，各有体要，盖人有陪贰，物有匹耦；爱恶相攻，刚柔相易，人情不能无然，故语辞应以为俪。
反是，或引端竟末，若礼经、春秋经、九章算数者，虽欲为俪无由。犹耳目不可只，而胸腹不可双，各任其事1。
这段驳辞，写得痛快淋漓。
他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立论，不仅击中了“文言说”的要害，也阐明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原理，终结了骈散之争。
不过，应该承认两点：一是阮元从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美化角度，探求“文笔”之分，在中国近代美学史颇有影响。
李
………………………………
第10节
兆洛的骈体文钞，目的显然在于取桐城派古文辞类纂而代之，刘师培的论文题目就是广阮元言统。他们都主张抑散扬骈，但都未超出阮元的首倡之见。二是阮元的首创之见，作为一种理论看，确实缺乏科学性。但对动摇“桐城派”的文统说，又有某些积极意义。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2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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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38
第三节 论文的“道”
“法”和审美作用
包世臣艺舟双楫是本论文、杂著集；书名用一舟双楫的比喻，极其形象地说明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规律的把握，可以分别就文，书两方面作出研究和探讨。这是解剖麻雀，具体入微的分体研究方法。该书共93篇，编为六辑；文论四辑，书论二辑。从文论所阐发美学思想来看，集中在论文的“道”
“法”和审美作用这个中心问题上。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史上，对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探讨，溯源于孔子的“文质彬彬”的论述1。但在包世臣看来，真正探讨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要推曹丕、陆机和刘勰了。他在艺舟双楫。叙中指出：
论文之书，始于典论论文，而文赋继之。魏文评时流得失，上衡论体裁当否。
文心雕龙后出，则推本经籍，条畅旨趣，大而全编，小而一字，莫不以意逆志，得作者用心所在2。
这话的意思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学价值方面，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认为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1论语。雍也。
2包世臣：艺舟双楫，上海古今书室丙辰1916年季复月印行，“叙”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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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事“
1，肯定文学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所以，是一种“时流得失”之评，偏重于艺术美内容方面的社会功用。陆机的文赋“论体裁当否”
，则偏重于艺术美形式方面的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说：如果“义华而声悴”
，有好的内容而无好的形式，或者“理拙而文丽”
，辞句虽很漂亮，但理义浅薄，那也不是美的作品。这都是强调了内容的决定作用。所以，刘勰认为美的好的作品必须是“衔华佩实”
征圣
，“舒文载实”
明诗
，只有做到内吞和形式相统一才是美的，因此，他要求“为情而造文”
，反对“为文而造情”。
“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
情采。
那种“繁彩寡情”的文艺作品是不美的，使人“味之必厌。”
2
然而，包世臣在这里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推本经籍”和“条畅旨趣”
，换了对具体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批评角度，深得“作者用心所在”
，而加以肯定的。
尽管对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研究、探讨，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春秋到唐宋诸家也曾有过各自独特的理论上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坛上的纷争，这个古老的命题，有时也会展现出勃发的生机，增添了理论上的新意。
包世臣生活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急剧变幻的时代，并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清中叶以来时代变幻的脉膊。他自认为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125页。
2以上引文见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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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58
“生长孤露，早此忧患”
1，曾在治学上作了这样的回顾：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学废驰，贿赂公行，吏治汙而民气郁，殆将有变，思所以禁暴除乱，于是学兵家。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思所以劝本厚生，于是学农家。又见齐民跬步，即陷非辜，奸民趋死如鹜，而常得自全，思所以饬邪禁非，于是学法家。既已求三家之学于古，而饥驱奔走数十年，验以人情地势，辄不相远，斟古酌今，时与当事论说所宜，虽补偏救弊之术，偶蒙采纳，皆有所效2。
包世臣主张学以致用，主张济世救民，发展农业生产，“劝本厚生”。
在文学创作上也作了反映。
也许包世臣受到曹丕文以致用观点的影响，从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这些所谓“非礼之念”和“非礼之行”
，使他十分重视对艺术美的内容与形式这两者进行探讨了。
同时，固守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提倡所谓“文以载道”
，也引起了包世臣的思考和非议。因而，他在艺术美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讨论中，着重在于内容和形式的二者的内涵的复杂性的揭示，往往表现出变幻时代的矛盾的双重性。同旧的有所舍割，但又不能从根本上放弃，对新的有所企望，但又无法找到崭新的凭借。这种“补偏救弊”
，几乎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美学思想的通例，显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
之
1艺舟双楫，第9页。
2艺舟双楫，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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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势
包世臣对于艺术美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在“道”与“法”两大方面的具体阐述上。
第一方面，“道”
，涉及到艺术美的内容。所谓“言道者，言之有物也，言法者，言之有序也”
1。艺术美一要有内容，二要有条理，结构、体制等形式。这是包世臣对“道”与“法”的自我界定。
作为“道”
，又与“事”和“礼”分别发生关系。
“道”受着“礼”
的支配和统帅。
“孟子明王道，而所言要于不缓民事，以养以教，至养民之制，教民之法，则亦无不本于礼。”
2这样，就把儒家礼法和伦理观念作为文章思想内容的归依，维护封建的“道统”。然而，在“道”与“事”的关系上，包世臣又吹进了一点新意。
“道附于事”
，并非抽象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切具体事物之中。言事之文，必先洞察所事之条理原委，扶明正义，然后述得失之所以然，而条画其补救之方“。那末，言事即所以明道了。记事之文，”必先表明缘起，而深究得失之故。然述其本末“
，才能“是非明白，不惑将来”
3。然则不明道也不可记事。包世臣认为，“言事之文”和“纪事之文”是各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