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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1。
三十年代，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第一讲引言中阐明“文学的界说”
，批评了章炳麟文学界说是：“以单字释辞”的不科学。他认为：
中国人对于“字”有莫大的信仰，说文等书是足以解决一切的。
一提到文学，赶快去翻字典：啊，文，错画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前半句便是“文，错画也”的说明；后半句为给“学”字找个地位，所以补上“论其法式”四个字。
文学是借文字表现的，不错：但是，单单找出一个“字”的意思，怎能拿它来解释一个“辞”呢2
也在三十年代，鲁迅在门外文谈一书中，再次提出“文学”的问题，认为：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
，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
，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
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feratue的译名。
会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
1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页。
2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1984年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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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就叫作“文学家”
，或者叫“作家”
1。
章炳麟不是不懂得“外来语”及其地位和作用2，也不是就把论语中的“文学子游子夏”拿来作为自己对于“文学”的界定和定义的旁证材料，而是固守中国传统的“以单字释辞”的考据学派之路，不能作出像鲁迅、舒舍予等对于“文学”切合时代和文学创作实际所作的科学结论。
第四节 诗盛在于“本性情，限辞语”
章炳麟对于一些纯文学样式的写作和审美活动的特点，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探讨。其中，以诗论较为集中、丰富。他的辨诗广论一切韵文，着重阐述诗赋的流变发展。认为诗起自民间，“兴于巷陌”
，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诗歌应该抒发性情，承传毛诗序、钟嵘诗品序的观点，倡导言志抒情说。他认为：
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此则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3。
吟咏性情，作为古今诗歌共有的本质特征，除了历史承传外，还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清代诗坛的种种弊端而发的。
所谓“性情”
，作为一个词，它是指人的思想感情；其中
1鲁迅：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3页。
2舒舍予：文学概论讲义，北京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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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节
84年新，第3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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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主要指人的思想、品格、天赋等内在的本质；“情”则是指喜、怒、哀、乐、爱、憎等外在表现。性与情，人皆有之。但有性情，不等于就有诗。只有“感于物而形于声”
，即把主观的精神性的东西，寄寓在由辞采、声律等因素组成的艺术形式之中，以直接诉诸读者的感官，唤起人们相近的精神活动，这才叫做诗。所谓“物”
，章炳麟认为，“兼万物、物色、事物三义”
，可以说它包括自然与社会中的各种事物。
“物”是情感之源，而于诗人所感之“物”中，章炳麟特别指出了“与金鼓之节相依”的“奇材剑客”
、“命世将帅”的战斗经历和“念国政”
，“思贤才”的政治生活；其次才是“下悲小己”的“荣辱得失”
1。
在章炳麟看来，诗歌的意义和审美价值的高下，主要取决于诗歌中表现性情的真实程度。
只有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才能反映社会生活，扣动读者心弦。正因为如此，他特别重视诗三百中的风。他说，雅、颂、赋，“三者皆因缘经术，旁涉典纪”
，只有风才是“愤懑而不得舒，其辞从之，无取一通之书，数言之训。”
2后来，“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刘瑰、郭璞诸家”
，显然继承了风的传统，“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终之上念国政，下悲小己”
3，才获得了杰出的成就。而宋以后的诗人，把诗歌当成了伪饰自己的工具，“怙权而称恬退，冯生而言任达，得意恣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2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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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而为牢愁之声“
1，这类作品，不论其形式多么精致，也不算是真正的诗歌。真正的诗歌，应该既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又能作为当时的时代的记录。
章炳麟在韵文集自序中谈到他自身创作的动机和目的，作了如此的说明：
余生残清之季，逃窜东隅，躬执大象，幸而有功。
余烈未殄，复遭姗议，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既壹郁无与语，时假声韵以寄悲愤。躬自移录，不敢比于古人。采之夜诵，抑可见世盛衰2。
就像他早年诗作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在揭露清朝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暴行中，表现了革命者不怕杀头的英雄气慨，直抒胸怀，热情磅礴，不加任何雕饰，又感人至深，无怪乎鲁迅早年读过，直到晚年还是记忆犹新的。
章炳麟还指出，与性情真实相对的另一种错误倾向，就是“熹杂书”。
他说，宋人之诗，于“小说杂传禅家方技之言，莫不征引”
，已使诗“辞无友纪”
；到了清代，“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曾国藩等人，又“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
，结果弄得“古诗多诘诎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
3。完全把诗歌创作引进了死胡同。
总结历史上诗歌创作的正反面经验，章炳麟把诗歌兴衰
1治平吟草序，章太炎文录续编卷二。
2转引自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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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规律，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本性情，限辞语，则诗盛；远形性，熹杂书，则诗衰1。
应该说，“本情性，限辞语”
，作为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反对大量用典的理解，是正确的；章炳麟自身早年优秀之作也实践了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章炳麟的文学观中，诗赋推重汉魏而薄中唐以降，以至在诗辩中对唐代某些诗人的批评，有失公允。
发展到后来，对白话体新诗，也颇有微辞。
这一点上，不及柳亚子写了一辈子旧体诗词，而又不反对白话新诗2。章炳麟反对新诗过分散文化，要求“缘情体物”
，“依韵成章”
，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认为“诗本旧名，当用旧式”
，“不当以新式强合旧名”
3，即认为诗歌形式，只能复古，不能创新，否则就不是“诗”
，便完全错了。
第五节 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关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章炳麟在其美学思想中表现得极为错宗复杂。主导面仍为文学可以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能够与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
首先，彰炳麟认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了文字发达与否，影响到文学的发展。
他在论述文学定义时说，在中国历史上，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37页。
2柳亚子：新诗和旧诗，怀旧集，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第1415页。
3答曹聚仁论白话诗，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31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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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蚩而上，结绳而治”
，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便发明了简单的书契，但在当时，生活单纯，“语不完备，无伤于达指”。后来，“自历史变故，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