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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故，诸子继起，意内言外，分析实多”
，而文字非“孳乳”
、丰富，便不足以表达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了。
“故有熊以降，下逮共和，社会日进，而史籀始为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会日进，而李斯更为小篆矣。”
1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的进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语言文字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的繁荣。
章炳麟在菿汉微言和关于文学流别的讲演中2，一再论及“一代有一代的文章”。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章”
，统观来看，社会治乱，确实决定了文学的盛衰：
修辞之术，上有闳雄，其次隐约。
知谀辞之不令，则碑表符命不作：明直言之无忌，则变雅楚辞不兴。故世乱则文辞盛、学说衰，世治则学说盛、文辞衰3。
这就是说社会治乱，不仅决定了文学的兴衰，而且还决定了不同文学样式的不同的盛衰。
如果再进一步细微分析、研究，“一代有一代的文章”
，涉及到各个朝代国力的强弱，决定了文学风格的不同。例如，两汉国力强盛，“其文应之，故雅丽而刚劲”
；东汉国力少衰，“文辞亦视昔为弱”。从三国到南北朝，天下分崩，国势日弱，“其文安雅清妍”
；至唐，“国威复振，兵力远届”
，其文应之，也变得瑰玮雄壮了。宋代国势积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3页、413页2见苏中校刊第69期。诸祖歌：记太炎先生讲文章流别。
3检论卷五正名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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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985
弱，欧阳修、曾巩之文，擅阴柔之美，又略似南朝。当然一般中也有个别。例如，宋代文章，以阴柔为主，而宋祁、苏舜钦等人的文章，却颇有刚气。
不过，与时代不合的文章，在当时总得不到多少人的赞赏。这恰恰从另一角度证明了文章风格，“因乎国势民情”。
“文辞刚柔，因世盛衰”
1，强调社会生活中国力盛衰对于文学风格刚柔的决定作用，含有正确的成份。
当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只是文学被动地反映生活，受着社会治乱或国力盛衰的支配和影响；文学在一定条件下，还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作用，移风易俗。章炳麟指出：
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汙所致，怀王不信谗，则离骚不作，汉武不求仙，则大人赋不献2。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从他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出发，回顾总结历史经验，论证了革命舆论的重要性。
他指出，清王朝建立以来，“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身受”
，早就应该发生革命了。但是，二百六十年中，除了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少数人以外，几乎听不到什么鼓吹反抗的音声，致使清王朝的罪恶统治一代代沿续下来，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
1检论卷五，正名杂义。
2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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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也在于没有以革命舆论战胜反革命舆论，招致了“仇敌之空言，足以堕我实事”的遗憾。因为，不少“笃行有道之十”
，在反动舆论的左右下，不仅不赞助民族革命，反而任敌驱使，去残杀起义民众，倾覆汉族政权，“悖德逆伦”
，至死不悟1。
章炳麟针对“世皆嚣昧而不知话言”的现实情况，要求文学家自觉地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提出了开创革命文风的历史要求。革命理论宣传，“言谈虽虚，要以促社会之自觉”
，其效果将远不止“寸鳞一翮之助”。法国革命时，“官军有利器，足以摧坚入深，而革命党无军需，仓皇遇警，有持机案道具以相格者。此非必败之道耶徒以大风所播，合军民为一心，而效死以藩王室者少，故民党得因之成业。”
2为此，他的革命军序批评当时的革命志士，包括章炳麟自己在内，“文墨议论”
，还没有打破“主文讽切”
，“务为蕴藉”的老调，没有创造出适合表现革命内容的文学形式。基于这一状况，他高度评价邹容的革命军一书，“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的崭新风格，赞扬它：“叫咷恣言”
，“径直易知”
的形式特点。他说这是革命的雷霆，既能感动材士奋起，又能唤醒下层群众，所谓“不文”
，正是民族革命需要的“文”
3。
当时的章炳麟，也确实实践了自己关于文学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主张。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民报纪念会祝辞、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书、讨满洲檄等文章，发
1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1959年版，第401页。
2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
3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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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195
扬蹈厉，声情激越，其横扫千军、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决不是选派文人、桐城遗老所能梦见的。
1908年，黄小配世仲
洪秀全演义这部章回小说出版。章炳麟在该书序义中认为，洪氏“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
预计此书出后，“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诸葛武侯、岳鄂王相等”。并称洪氏失败，虽云憾事，但不必气馁，因为“复有洪王作也”。他把这部小说，比之如三国演义及说岳全传。此书“遗事得之故老，文亦通俗”
1。即使在1913年至1914年间被袁世凯软禁时，“终日杜门，诗以写愤”
2，“自娱文史”
3，以保名节。鲁迅曾说：“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4。而他对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提法，也可以说是章炳麟美学思想中最激进的部分。
不过，革命军序片面强调了民族革命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民主革命的内容。在阐述民族革命的任务时，又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忘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在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上，随着晚年政治上的颓唐和学术上的复古，渐渐失去了早年革命军序中激进的美学思想的光辉，也不能忽视其非主导面。
1转引自阿英：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
，人民日报1961年10月30日。
2汤国黎编次：章太炎先生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a。
3同上，第18页b。
4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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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半截子的文学发展观
1906年，章炳麟正处在他一生中思想最激进的时期，在与人论朴学报书中，提出了文学发展的观点，认为：
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千载，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挽近毛诗、春秋、论语、荀卿之录，经纪人伦，平章百姓，训辞深厚，宜为典章。然人事百端，变易未文，或非或是，积久渐明，岂有百世之前发凡起例，以待后人遵其格令者1
这段文字，思想锐达，议论闳通，说明了文学法式是随着“政俗”
、“人事”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古代的优秀作品，包括经、论、诸子，虽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作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但也不能把古人的格式、理论，当作僵死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人事百端，变易未艾”。社会生活在发展，文学就发展。所以，章炳麟在接受西方进化论新观点的同时，又依据易传中朴素的辩证法，论证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文之久而变者，亦易道也2
。具体说来，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四言之变为五言，又变
1章氏丛书。文录二。
2天放楼文言序，太炎文录续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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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七言，再变而为长短句。章炳麟称之为“数极而迁”
1。问题在于，文学发展为什么会如此呢这除了受社会生活的变化影响外，章炳麟还提出了两点原因：其一，与文学语言有关。
章炳麟指出，文学发展，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