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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物,还有很多不真切的呢。但在这时,则有记载而丰富的历史也开端了,铜雀人便是在这时而对自己的过往有了完整的认识了。太昊之世,去时已有八千余年,在公元纪年前的六千余年,而历三千余年后,而有炎黄之世,再进至千余年,而到禹之世。那时,则时间约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古代的轮廓,也终于可以在轴线上勾画了。而后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初而有商,再至纣时,则时间已轮转到了公元前的十一世纪末了。
历经五千余年的沧海桑田,铜雀民族的主体终以形成,武丁为利统辖,而派士人(士兵和官员)控扼中原要害,遂而扩大东临直辖之范围,即形成了所谓“直隶形枝节,遍行四海,而延展置于天下之中”的近畿,这种使首都管辖之范围由中心辐射至四周的统治模式,便构成了日后历代中央治理地方的基本形式。在这一区划的形式之下,商人乃令其民大举迁徙,而商人尤多,足迹遍及东南,经营产业,而有“商人”之名。大抵这时人地矛盾甚多,而中原之人溢满,为开拓边境,从而开始了向明江以南和伊洛以西的大规模迁徙。到了这时,铜雀人的步伐才刚刚开始踏遍东铜的大陆,而在中原,铜雀文明在北方的发展,也进至于发达,对于西南的探索,自然终是要有一群人敢于去经营的了。
周人甚或就是这一批迁徙大军之中的一员,到了太王檀父之际,便苦心奋斗,使出万般的努力,大有要超越东方的气魄,西边的情势乃为之一变。周人得迁居之民的喜爱,而全力出击戎狄,几次大败其兵,而为文明的发展,西方诸国的生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疆域亦向西大为扩张。幼子季历之后,到了文王在位时,便东方大乱,而西国要周人起,而作一个表率,以与商争战了。
初始,文王居丰,地较恶劣,然众人所向,文王便尽力发展,几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引起了商人的警惕。他能礼贤下士、宽厚待人,行“罪人不孥”之法,裕民之策,广集人才,而令民心尽望,天下的贤才都来投奔于他。这让纣极为怒,眼见其势盛,便借口将他囚禁在羑里(中原南部地区)。在此期间,文王仍未丧失心志,潜心研究八卦,而演化成六十四爻,穷济天下之理,而作《周易》,又改五弦为七弦,而作《拘幽操》之琴曲。其臣下用美女珍宝进献纣王,而使他获释。
文王见纣王昏庸残暴、丧失民心,而决心雪耻,讨伐商纣。而因顾才能不行,而欲寻一个文武兼备之人。他便在渭水岸边,闻愿者上钩之语,而得姜公望,命为国相。公望协其内政,发展生产,历练兵马。则文王在时,周人大举西攻犬戎、密须、黎、邗,开辟肥沃之土,而至疆土极广,引纣王警觉,遂自东方令诸国攻之。
可是此时,谁还愿为暴政牺牲?唯有同盟之国崇、耄受其胁迫,而不得不发兵与商人攻周。惜其不胜,反为文王打破,长驱直入,灭耄国而据崇,当地土地最肥,乃建都丰邑,令殷人震恐,便直面出天井关(西地以北出入中原的关隘)而南下朝歌的通道了。
到文王晚年,周而有天下有其二的大势,为后来灭商奠定了基础。他去世前,嘱咐儿子姬发三句话:
“好则急做;恶则紧避;时机成熟,不可放过。”
文王故后,武王则渡孟津与纣约战。此前,八百诸侯相会于孟津,要讨伐商纣,武王未许,以为时机未到。怕在当时,虑及西方的诸侯还未尽归,而周人亦消耗的相当大了。三年后,西方诸国尽归,乃联合西方之兵,渡孟津而誓师于商郊牧野,以公望为帅,战车三百,虎贲三千,战士五万,甲子日决战,一举而灭纣,定都镐京,继而建立周朝。
到了这时,周人自西向东的发展,可谓功业恢弘。然武王虽胜纣,商朝却仍未灭,仍需以纣地封其子武庚,使其弟管、蔡二叔监之。
可以看出,此时东方诸侯仍是存力而不服的,对于天下的争夺,周人也不能以一己之力而独占,从来的战争,在三代之内,都还是很为灾难的,也可见和平的定治,从始至终,都是极为残酷的,无一日不有腥风血雨,无一日不为争权夺利。
又三年,武王崩,子成王幼,而武王弟周公摄政。这一时刻,又是铜雀文明的一个大变了。趁其时,武庚携管蔡都叛,是时,则东方的诸势力一概群起而叛之,涉及徐、奄而有熊、盈。徐奄都是中原之国,而熊盈则为边地之氏族,又可窥,此时东方的势力,都是服商而不服周的。
然周朝此际颇有新兴之气,周公亲自东征,平定商的遗民,又灭掉中原的反叛,继而征服边境的淮夷、徐戎,周人此刻的气势,实在是远出于此前自兴之民的勇气的。后则封周公于云(蓬东西南),使其子伯禽就国,又封公望于齐(蓬东北部),又经营东临之地为东都。
如此一来,东方的旧势力,算是给新兴的西方势力给彻底压服了,蛰伏的思想也开始向天下各地漫溢了。
这一时期铜雀的历史,或许就都是以周公为主导的了,人们向来对于一个人的伟大,往往就是因其无边的功业,而令世代崇扬了。周公那一生的事业,让人觉得一个人真正能有以一己之力而扛起一切的能力,后世的人,无论中外,都是以此而看一个人的血泪的。
周公祭奠了后来的框架。平定东方后,他就制礼作乐,而归束人民,摄政凡七年,还政于成王,还为他留下了一大批精明能干、忠诚不二的臣子。自己则行了大义,为世人称道,隐于山川河岳之中。
他死,便有了“风雷之变”。武王病时,周公曾被请以身代,藏祝策于金縢之匮中。其死,成王以人臣之礼葬。一时而空卷狂风,天作惊雷,田禾尽倒,而树木尽拔。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乃知请以身代之事,遂以王礼葬周公。一场灾异,才告平息。曾经的说法,成王服丧满时,才称自己年幼,不及天下之事,而求周公摄政。既摄政,则管蔡传谣,言周公要不利于王,周公乃避居东临。而其属党为成王尽控,遇风雷之变,而迎周公归国,重行摄政。
两说之别,后者虽不合然亦有事理,我们看古时君臣的关系,仍可见,贤德的君臣,尚无免于权争,更何况后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权力之争呢?只是周公所定下的典章经制,立下的治国之道,行使的广集贤才,确下的家国之形,确实是此前的人所未能做,而后来的人也只能将其发扬光大了。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周公使楚,而后北返,又可见周初对于向明江的发展,是极为重视的。北方即已结为一体,而南方,就亟待要有一个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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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铜雀(7)
周朝初立,而武王能行收服人心之策,采殷人治殷、大释百姓、认可贤臣、拒绝奢侈、赈济贫民之法,遂使东方安定,而天下顺服。熊氏得楚,封于丹阳,在丹淅之水的会口,其则又是铜雀人向南开拓的一个根据地,南方的文明,也开始慢慢的强盛了。
成王与其子康王之时,称为周的盛世,即“成康之治”。而康王之子昭王南巡狩而不返,卒死于江(南方之水的通称)上,实是伐楚而败,淹死于汉水(明江支流)中的。
周朝对外的声威,历三代就开始受挫了。
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的情势是,青铜之器大兴,而天下百工又大盛,列国之内,是颇有尽皆致力发展的势头的。而分封又行之已久,可看到的是,原来的各部落,终于演化为一个完全的“国”了,而“家”的观念,亦因井田和封建之行,而趋于浓重了。过往的人们,往往举族而迁,一部之人随之更替居所,无从谈起什么家了。
而现在,边界的意义愈发明显,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对于界限的认识,得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刺激,而对于限制的苦痛来说他们也认识的更为深切了。既其时铜雀自古就有其独特发展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成形,而人民的迁徒,就更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举族而迁了,既虽仍可见此后的岁月都有举族迁徙的,到底还是没有过去那样大的规模了。人们其实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游走,过去的岁月里,同一个姓的人,都会作为某一支而一起为避战乱或为获安生而迁移至远方,他们都还是对家乡有着刻骨的怀念的。
可是于现在呢?我们说,边境线的意义越来越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