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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到中国的寺庙里边去看时，老百姓们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达到一种无他、无我，六根净绝看破红尘，达到涅的境界。而是求子求孙，求荣华富贵，求升官发财，它全部都是入世的。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对佛教的改造结果是明显的，可触摸的。文化以宗教作为思想和精神的教化突破口，从而完成了对人类身心的欲望控制。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不管庙堂以多么高的姿态存在于万山之上，它其实只代表一种指向，它像一座我们早已习惯的教室，总是努力作出一种朝向的姿势－－对中国文化作遥远的朝拜。
2004/11/12于深圳退笔堂
第二篇：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
第二篇：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
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
道德公正刍议
文/烽烟
“从社区到社会”（滕尼斯语），“从身份到契约”（梅因语），“从机械一体化到有机一体化”（迪尔凯姆语）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由熟悉到陌生的转变，使“道德”这一天上的“太阳”沦为水中的“月亮”。从人的视觉观照与固有的心理审美角度来看，天地人大系中，“太阳”象征的是人类的光明、阳刚、健美、朝气等，而“月亮”象征的则是人类的阴郁、忧伤、黯然、隐晦等。这一所谓的“道德沦陷或道德滑坡”现象，由于与人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社会秩序的相融性出现了稀释之难，因而成为学术界研究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何光沪先生指出：“道德滑坡”的根源不在改革开放本身，而恰恰在于改革开放的对象，即压抑队的正常欲求又助长人性中恶的一面的那些体制因素和社会环境。如烈害最深的腐败之风。要使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根本的做法不能是使改革倒退，只能是使改革到位，即在教育、文化、司法、立法、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逐步进行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的改革。
何先生所言有其道理，但因其更多地依赖社会法制建设来达至道德的规范，所以所提出的“改革方法”并未抵达道德的底限，仍然将道德置于一个曾经有过的“天上的太阳”的位置。
一、道德的虚无：天下为公
逸仙先生致力于“天下为公”，即儒家的“大同”。大同是指：修睦讲信，不独善其身；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男有分，女有归；货不必藏，户不必闭等。而共产主义的存在诱因则是：人人都可以到商店里面去拿东西。不用担心付帐，当然也不用担心开发票。这类“大同”的产生与意义，是靠一种人类的人性中的公有渴望来实现的。即人类的理想。人类对未来的憧憬，尽管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它并非意味着没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对于深受社会不公正之苦的下层族群来说，这些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始终是他们在遭遇不公正对待时，从中汲取抗争勇气的思想源泉。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公正理想在获得人类社会广泛认同并接受之后，就成为一种公有的人文价值。它使每个时代的文化、经济、政治体制、社会法制等契约制定者在其建立人类秩序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制约与重视。也就是说，这种“大同”是一种脱离现实而又试图约定人类未来某种秩序的理想主义。它的存在是以道德的现实虚无为代价获得的。
那么，以儒家为正道的中国，应该如何实现经济公正的同时，体现道德公正呢？孟子与梁惠王讲儒家的王道时，曾把当时他认为可以做到的经济公正概括为一句话：“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具体说来，是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数，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典型的为王道服务的经济公正。这时候，道德处于一种“归隐”的状态。道德被一种经济公正的理想彻底悬搁。
然后，中国的发展史缓缓踱到一个充满政治风险和经济奇迹的世纪，然而也是一个缺乏道德想象和伦理秩序的世纪。这个迟缓的道德自觉被“革命道德”（从章太炎、孙中山到毛泽东、刘少奇）的信念和豪情以及革命领袖（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道德典范力量构筑起来的道德乌托邦想象所掩盖着，直到那场以道德之名行反道德之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这个过程中，“天上的太阳”的光辉一直消耗着“水中的月亮”的新型文化道德的生存资源。
经济的发展，使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的“道德滑坡”应归咎于市场经济。这个观点至少忽略了由于人类在追求利益分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自由度扩张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性过去的“儒家思想依附”沦为非道德标准的个性欲望冲动。“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虚无人性论成为箝制下层族群的又一虚无理想主义。从人的良善出发，归于一种精神乌托邦口号。但因其至高无上性和不可推卸性，下层族群只能表面接受而暗地里越轨。显然，这时候，微弱的抗争已成为道德即将浮出水面的现实抨击。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儒家历来把人心险恶的研究视为“末流之术”。这就使得人性的向善沦为另一句口号。而现实的境况则是：非圣人君子，便草寇游民；非烈士贞女，便淫夫荡妇。
这段有关道德的历史，使“天上的太阳”成为当下真正意义上的被现实流放的“难民”，已无神圣可言。如一面招魂幡，远远地，飘摇着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那些文化者被流放的故事。
二、道德的土壤：契约社会
有学者提出：文化与道德应放在同一前提下进行重组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个良好的愿望。但事实上，从中外历史的发展演变来看，文化繁荣的时期，虽然通常也是道德水准较高的时期。但仍然出现了大量的例外，如薄加丘《十日谈》中所看到的人类对自身的期望和绝望并存，以及在此之下的任运妄行。中国春秋、晋代、明后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但被认为“礼崩乐坏”时期。由些可见，文化与道德的交融研究，只能是另一种理想主义，缺乏科学依据和现实拷量。所以，当我们在论及道德土壤的问题时，不能盲目相信文化的掌控者对道德问题具有终审权。
从人类的分工到社会的分工，以及市场经济的细化到人性的深度挖掘，这些与人类存在有直接影响的行为，最终都成为使过去依附型社会向契约性社会转轨的主要根据。也就是说，过去的“广义契约”已经让位于现在的形式化契约。如果这种转轨的方式是公正的，则每个人在失去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