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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一1956）
1953年后，伴随国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阶级出身论”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层面的措施。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废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大环境方面，由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充满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热情，全国上下有一种向上攀升的精神气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使得社会上某种压抑的氛围也在逐步聚集。所有这些转变及其批判运动，它的基本动力都是通过政治分层来实现社会动员。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成了重中之重，换言之，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和“中层”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份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份子、流氓）＇ ＇。
在新干部的任用提拨和选派留苏生工作中，家庭出身问题成为首要考察条件，从工、农、解放军中选拔优秀份子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调干生）、虽未达到像挑选留苏生那样极端重视家庭出身的程度但调干生的主体多为工农家庭出身。
1953年后，决策层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敌对阶级的反抗、破坏一定加剧。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再镇压若干数目的反革命份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目惊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 ＇。对于当时是否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份子的讽刺和漫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 ＇ 。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剪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 ＇。毛和领导层或许就是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1954年江苏省一些农村吸收富农子弟入团，被批评为“阶级意识模糊”，“阶级立场不稳”＇ ＇。“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识份子人群中又划分了新的类别：1953年后，在文教系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政治分类法，即“人民”与“国民”的区别。人民者，历史清白者；国民者，与旧社会联系密切，历史及社会关系复杂人群也＇ ＇。
但是由於这种区分过于模糊，没能体现“阶级分析”的观点，不久就被弃置不用，而将知识份子总体归入“旧知识份子”的范畴，所谓“旧知识份子”具体指，1949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专学校培养出的知识份子，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份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份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时期，这个人群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份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旧军队士兵（统指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1949年后去过港、澳又返回的人，散布“反动言论”的城市底层人民，例如沈阳市南市区三轮车夫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来个痛快，换换空气也不错，再不然老百姓实在没活路了！”他被定性为“讲反动话的三轮车夫”＇ ＇ ，（因三轮车夫在1949前和三教九流熟识，故也“不纯”）。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在历次运动中受冲击被处分的那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历史不清份子”“不纯份子”只能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 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开展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份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 ＇。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 ＇。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份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四百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份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一千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 ＇。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誊印社、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三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份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砸煤基、送煤球。
由于政治分层决定了一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对“阶级敌人”的标签避之不及，在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极力想改换自身的政治面貌。1953年为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地开始选民登记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敌对阶级”份子“千方百计想争夺选举权”：他们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党在历史上发生过统战关系的，便以此一律自封为“开明人士”；中小地主则称自己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伪县长”的“地主份子”周仲青“竟无耻地伪造列宁的话说‘县长是其他职业者’”，向政府要求选举权利；而当过“伪省田粮处处长”的地主胡连，竟说自己“当官也是劳动”，硬要选民证＇ ＇。
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