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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当官也是劳动”，硬要选民证＇ ＇。
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执政者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份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份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一百四十多人为严重“不纯份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收。因为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 ＇。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份子”628户，共2 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等＇ ＇。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高度重视对“旧知识份子”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 ＇。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份子占百分之八十＇ ＇。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 ＇。
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分层，在50年代中期就己获得明显的效应，社会上普遍对资本家知识份子和“不纯份子”产生了警觉意识和否定性评价。资本家普遍认为自己是即将被消灭的阶级，言行格外小心。哈尔滨市某区在1955年4月连续发生私营企业工人“打资本家”的事情＇ ＇。上海私营企业工人在公私合营前 “经常殴打资本家”。对资本家的称谓也改成了“臭资本家”。在新环境下，上海一些资本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觉悟”，甚至提出“应该肃反再肃反，搞第二次反动党团登记”＇ ＇。
在“越左越革命”的氛围下，部分地区将工厂的技术人员视为“废物利用”，技术人员大多战战兢兢，生怕发生技术事故，因为一出事故，将被翻出过去的历史，被怀疑为进行“破坏”。许多技术人员自喻为“废品”，甚至不敢与其他知识份子来往，怕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 ＇”。有些单位甚至不让技术人员单独外出工作，“总派党团员同他们一起去”＇ ＇。高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则普遍受到怀疑，山西省有些干部甚至列了一个简单公式：“高级知识份子等于地主、资产阶级和顽伪人员”＇ ＇。
相比于城市，农村中的“左”的情绪更加严重，1953年后，农村中小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普遍得不到尊重，运动一来就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份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 ＇。一些县区经常随意开中小学教师的斗争会，江苏省溧水县文教科长甚至随意下令将被斗争的教师“用镣铐起来”＇ ＇。江苏省许多县“宁左勿右”，给中小学教师“排队”后发现有问题者高达教师总数的40％—60％，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5％的比例。个别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识了字就坏了” ＇ ＇。江苏省赣榆县个别干部甚至斥骂：“小学教师，他们是什么东西！”江苏省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没有选举权。江苏省六合县一区委书记甚至不准小学教师进区政府大门。该省“有些地方谈到知识份子，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等于罪加一等”＇ ＇。
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是“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 ＇，北京石景山钢铁厂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份复杂者582人＇ ＇，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 ＇。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 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 ＇；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份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 ＇。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份子”，它也也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 ＇。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 “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 ＇。“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1954年，无锡市庆丰纱厂团员女青年毛某某执意要和资本家结婚，团组织加以劝阻，毛某某却说：“大家都不和资本家结婚，资本家怎么讨到老婆呢？”她被认为是“追求享乐”，“政治觉悟很低”＇ ＇。对於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份子，他提出，这些人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 ＇。
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它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3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份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份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份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份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 ＇。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 ＇。
有关资料显示，5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仍然存在，据调查，至1955年3月底为止，北京市有15万青年没有职业＇ ＇。上海市失业登记人员达304977人，其中“不纯”份子占很大比重＇ ＇。广州市失业人数较少，仅为4万多＇ ＇。其中一些为“不纯”份子。在集中“不纯份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份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份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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