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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位於南京市的私营江南水泥厂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经动员，该厂1022名职工中，有997人交待了个人历史，其中753人被认为“有问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6％强。工人中参加过三青团的有54人，参加过国民党的有34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268人，当过国民党警察的有81人，曾是国民党特务的有31人＇ ＇。上述自我交代人员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经调查核实后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从而使党组织进一步摸清并掌握了城市各单位人员的“政情”。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妇联），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党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三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 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份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份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 ＇。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更加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份子入党则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份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份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 ＇。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事实上，建国后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的清理本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1952年3月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通报情况时说：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来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份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份子、贪污盗窃份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份子则被枪毙。随着这一运动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份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 ＇
另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要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 ＇ 。
站在列宁主义党的角度和立场，特别是鉴于当时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局面，执政党加强内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逻辑的。但是进入50年代，国家毕竟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将不可避免导致在“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实践上的“扩大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极左的“纯化观”，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尤其表现在50年代初对各地原中共地下党员的歧视性打击方面。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一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普遍被视为是“可疑份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 ＇。而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份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1949年，湖南常宁有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在乡旧军官和士绅为首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该民军结合其他几个进步组织，“不放一枪，未损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宁。但解放后，除“司令”一人暂时留用，参与起义的旧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当成是“反革命”而遭到镇压， “直到改革开放后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
陆定一在80年代初回顾党对知识份子政策时，提到“农民进城”的概念，他说：“农民干部进城，同知识份子结合——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的”＇ ＇，一方面是上级领导部门的极左的“纯化观”和片面强调工农出身的组织路线，另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干部，两相交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带来了消极影响。建国初期，全国县一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调入的老区干部，以及少数从当地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选拔出的干部，这些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尽管当地都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曾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进步学生，但一般都不会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个别大学生和多数中学生虽然一度被县委暂时任用，不久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许多具体工作确实还要一点笔杆子，则借故清出党外，内部限制使用”＇ ＇。
挟胜利之威进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分类排队的方法管理社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识份子心理上的某种“低气压”，一时有“中共各级组织重用庸才”的论调。对於这种情况，毛与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党内刊物中，不时有关于农村县区干部缺乏马列知识的报道。1950年福建省委党校对375名县级干部和区委书记进行入学考试，60分之下有304人，其中一半人成绩在40分以下，有一入学考试题目为“《资本论》作者是谁？”，不少人答道：“右倾机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美国人写的”。另一题目为“事物发展原因是什么？”有人答道：“是风吹日晒”＇ ＇。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质，从50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任各地兴办了许多干部速成中学，往一些大学开办了干部预科班，选拔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工农兵和干部作为“调干生”进入大学学习，毛承认“许多同志胸襟狭隘”＇ ＇，“代表了农民的狭隘思想”；但毛又强调政治忠诚是第一的，“老实是首要条件”，其他可以学习改进＇ ＇。不言而喻，有战争和革命经历的各级领导组织部门的负责干部都明白，在和平建设年代“政治忠诚”和“老实”是难有具体衡量标准的，唯有依据阶级出身才可予以识别和判断。
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一1956）
1953年后，伴随国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阶级出身论”进一步转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