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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学术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归国，摆脱政界，白天讲学，夜晚撰写讲稿，著书立说，全力投入教育。每日奔波不止，到处演讲，日夜淫于著述，为塑造“现代青年”奔走。
梁启超归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北京组成共学社，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从文化讲学入手，培养青年人才，把蔡锷精神“变成千百亿个化身来”，为将来缔造一个真善美的中华民国努力奋斗，梦想政治上的新时代的到来。
鬼魅当道，梁启超已无意在政坛奔波流荡，便集中精力在“饮冰室”中埋头著述，用文字指引着中国命运的走向，这时期，一大批论著与世人见面，最有影响的要算是《清代学术概论》了，梁启超融合中西的文化关怀一生未变，他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贯穿了此种文化追求。他称清代考证学为“清学”，并以之比拟西方文艺复兴，其目的乃是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沟通、中国文化能在沟通与融合中得到淬砺。梁启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清代学术史并确立了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他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无疑有着独特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尽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失。
关于梁启超论著《清代学术概论》的原因，他在《自序》中述及著书经过：“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益于其善矣。计不如起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与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长短而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蒋书宣告独立矣。”梁启超想用他自己的文笔来描绘清代学术的繁荣，证明中国有着与西方“文艺复兴”“类似之时代”──清代。
梁启超将考证学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称之为“清学”，但 “清学”主要体现于戴震一派，“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为清学而非汉学”，“正统派之盟主必主推戴震”。他以戴震为代表，归纳并称赞了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他说：“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耳。”他称赞戴震的治学态度为科学家的态度：“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段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籍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
西方的文艺复兴除了强调对待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更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生发和建设，而清代又如何呢？梁启超对“清学”的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学思想做了概括，他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是哲学领域的“新建设”，并评价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 1923…1924年梁启超陆续为戴震二百周年诞辰撰写了《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等文章，称戴震为 “科学界的先驱者”，高度赞扬了他的“情感哲学”，称他为“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把戴震作为中国学术复兴的巨人，他认为戴震对于学术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一）他的研究法。他所主张的‘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二）他的情感哲学。宋明以来之主观的理智哲学，到清初而发生大反动，但东原以前大师，所做的不过破坏工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设，到东原才提出自己独重情感主义，卓然成一家言，他这项工作，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但我们觉得他的话是在世界哲学史上有价值的，……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
对于梁启超来说，由于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都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戴震又是“清学”的代表人物，把“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清代比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就有了一些依据。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使他成为了这方面的权威，他对清代学术演进大势进行了宏观的把握和对学术代表人物的初步定位。“以复古为解放”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出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把清代学术的流转演进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对清代学术史发展规律的这种总体归纳，将梁启超把握整体和全局的独到眼光表达的淋漓尽致。
同时，梁启超对《尚书古文疏证》和《易图明辨》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揭示了吴皖两派治学方法的不同，探讨了校勘学、辨伪学的方法，客观地总结了清儒在经、史、子、集部所取得的成果，间或插入公允的议论。并基于对清儒辑佚成果的分析，梁启超进一步形成了评判辑佚书优劣的标准。这些让梁启超确立了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然而人非完人，梁启超还是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失，如割断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联系、将 “清学”比为“中国之文艺复兴”的比喻并不确切，然而瑕不掩疵功绩仍然不可磨灭，在历史上留下了绚烂光辉的一页。
几年间，他以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为基点，在济南、上海、苏州、南京、长沙、武昌、开封等地巡回讲学，被“各学校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演讲”。终日劳累，过多的脑力劳动让梁启超身体日渐消瘦，过早地进入了晚年。幸亏，他在中国前途和希望的追逐道路上奔波，与青年学生一起，朝气、活力让他精神倍增，似乎又回到了他激越的青年时代。
当时，社会存在着思想误区，只求先进的科学来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对于精神文明却不加重视，甚至认为“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精神饥荒”，而且，“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了极点”且“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针对这种状况，梁启超希望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来拯救精神饥荒，使青年人确立为人类而痛苦的总目标。1922年底，梁启超在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演讲时，作《为学与做人》一文，对实现这个总目标提供了可行之法。他认为，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不过是做人手段中的一种，而且的是为了学做成一个人，具备智、仁、勇三种条件，才能达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成为真正的“现代青年”。
同时，梁启超遍游中国各地，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苏醒努力着，五四运动前后，梁启超组织的共学社开始翻译出版社大量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及社会主义著作《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劳动与资本》、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第三国际《新共产党宣言》等等纷纷在中国面世。而他组织的讲学社，则不断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法国哲学家杜里舒博士、印度诗人泰戈尔等踏上了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传洒着他们的思想种子，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梁启超影响下的《晨报副刊》发表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作品之多，流派之齐全，以及介绍苏联宪法之早等等，都是首屈一指的，而梁启超有选择地吸收新理论，不断勇于修正并发表自己的主张，成为中国引进社会主义的第一人。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领导者，他对社会主义也抱有警惕心理，对于它的实现也充满了怀疑。但是，他以一个伟人的思想，一位志士的身份接纳着社会主义，并为之不断推广。他认为当今中国社会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但可以借助其所具有的优越性来对中国资产主义不断“矫正”和“疏泄”，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阶级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时，也就是全世界资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