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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梁启超的观点也引起了胡适等的反对，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文化思想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他说：“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他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要“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情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西方“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是一时的病态心理。然而胡适没有彻底明白梁启超的思想，梁启超始终对西方文明持赞扬的态度，他反对的是西方人过分追求物质文明的做法观念，而不是西方文明，就如这样的比方：西方社会“在物质的组织下，全社会就像一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摆在那苦痛真说不尽。”
梁启超、胡适等在关于西方文化文体上数度争论，掀起了一股热潮。随后，针对“科学万能与否”的问题，张君励、丁文江、梁启超、胡适、孙伏园、陈独秀、任叔通等大批名人参战其中，形成了一场声势宏伟的空前大规模的论战。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对“科学万能梦”的质疑，成为论战的导火索。他认为，欧洲人作了一个科学万能的大梦，满以为黄金世界指日可待，可是在战争中，甚至科学影子也不见了，心境无限凄惶失望。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励在清华大学做了关于人生观的讲演。4月12日，科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向张君励发起进攻。随后，张、丁你来我往，胡适等人也不时参与其中，一时热闹非常。张君励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中国人民应该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而丁文江则批评张君励被“玄学鬼”迷住了，指出人生观是受科学方法制约的，在知识领域是万能的，但这并不能成为“科学对战争负责”的借口，最后得出，中国需要“科学神”。
二者的争论激烈尖锐，因为身份的不同产生了不同见解，为了规范他们的论战，作为他们的老师，梁启超发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提出了论战基本规则，“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于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第二，我希望措辞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 使得论战激烈不失诚挚，在一团和气而又热烈中进行着。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破除迷信，反对偶像崇拜，然而五四人却又树立了新的迷信、新的偶像，对科学盲目崇拜就成为其中之一。他们把科学当作神灵供奉，当作标签随意乱贴，却不允许有任何人对科学略发微辞。“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然而，梁启超却作出了公然挑战“新偶像”的行动，使得“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被胡适等指责为“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威风”，胡适和其他批评者又一次误解了梁启超。
胡适等的批论使得社会上开始怀疑梁启超这位国民心中的精神支柱，梁启超在社会上的地位开始动摇，影响逐渐减弱。然而梁启超掀起的这两次论战风波，尽管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却让人们对新思想及哲学、科学的浓厚兴趣逐渐浓厚，使得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国民运动与联省自治运动
反对专政，争取民主宪政，使中国走向民主轨道时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梦想，可是似乎老天喜爱和他开玩笑，捉弄他，他每次的主张都触礁碰壁，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然则自他旅欧归来后，梁启超似乎找到了失败的根源，开始总结30多年来人权运动失败的教训，指出“要把学问做好，知识能力提高”，齐心协力做广义的人权运动。戊戌维新依靠清廷皇帝失败了，而且依靠袁世凯等军阀的路也走错了，梁启超开始“使役自己的舌头和笔头”作了国###动的马前卒，渴盼真正的国###动出现。
国内军阀林立，横行无忌，战乱不断，给国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人民深受其害，痛苦不堪。为 了改变人民命运，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梁启超设想开展“国###动”，以期能够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当中。梁启超为了让民众真正参与到运动当中来，不顾重病缠身，日夜忙碌，为“国###动”指引正确的方向。他在《主张国###动制宪之理由》中指出：“质而言之，则国###动制宪者，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讲习会’”。梁启超尽管脱离官场政坛，但他依然为国###动奔走不息，希望用自己最后的时光来为拯救国家进行最后一搏。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的公开演讲中，梁启超指出清末的立宪运动、革命运动、保路运动是中国国###动的起源，而五四运动则是国###动的标本，这些引起了中国青年的逐渐觉醒，使得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的可怕。此时，梁启超日夜焦思，为开展国###动争求民主立宪，建设新中国彷徨求索，设想和倡导了一个又一个方案。
但是梁启超提倡的“国###动”基本上止步于启蒙和尝试阶段。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全国几百万军队相互厮杀，烽火连绵不断，人民“厌苦兵祸”，希望和平，梁启超呼吁全国各界能够一致奋起抵抗，采取和平手段来制止战争，恢复中国和平，因此，开始一系列运动高潮，如“和平统一运动”、“地方自治及联省自治运动”、“制定省宪法”等等。后来，梁启超清除的看到军阀能够掌控地方，终归靠的还是他的军队。因此，梁启超决心采取措施，执行“裁兵”政策，消除社会弊病和人民的苦难根源，结束民兵对立的局势。“倘若兵不能裁，只怕我们更没有日子过了”。
然而，要让军阀们从手中交出兵权，放弃口中的肥肉，却是万万不能的，他们都深知有兵才有权，放弃了军队，自己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他们明里暗地都反对裁军，尽可能维护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尽管裁军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却没能真正的打垮军阀，没能实现运动所定的目标。
比起启蒙思想的国###动，梁启超所参与的联省自治运动才是具体的行动。在南北军阀都无力统一中国的情况下，联邦制度被人提起，以此为基想，梁启超提出了联省自治运动，得到了爱国知识分子和封建军阀的欢迎。军阀希望以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妄想能够独霸一方，但爱国知识分子却渴盼能够推行民主制，成为真正提倡联省自治的运动先驱。可是，在封建军阀割据的年代，必须通过军阀才能实现理想，因而，这并不能使天下太平的省宪运动，恰恰被野心家实行地方割据所利用，联省自治成为了军阀割据地盘的掩护工具，“自治”的声浪终归不能遮掩南北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宪政权威，梁启超受到了军阀的推崇。自幼，梁启超深受家乡自治的熏陶，尽管强调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但“自治”思想在其心中根深蒂固。旅欧后，“自治”思想重新焕发，他开始展望中国的美好未来，提出成立省议会，制定省宪法，民选宪法等，“分地自治，分业自治，两者并进，建设政治之新生命”。可是，广大国民甚至连自治两个字都不认得，何谈“联省自治”呢？
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辏ǖ缧肌跋嫒酥蜗妗保敌惺∽灾危铣晌耸∠茉硕募毕确妗Ａ浩舫隙骄院闾璧惹肭螅鸩萘恕逗献灾未蟾俑锇浮罚晌鲜∠芊ǖ拇锤迦撕透檬∠芊ㄊ敌械奈ふ撸谄渲邪缪萘讼嗟敝匾慕巧Ｋ婧螅笾荨⑺拇ā⒄憬⒐阄鞯仁÷叫贫耸∠芊ǎ〉昧艘欢ǔ尚В痪帽懵傥媾问滞蟮墓ぞ摺Ａ浩舫鲜兜秸庵肿纯觯阌谒婧蠓牌苏飧鎏旎易沟恼翁贰�
梁启超不仅参与制定宪法，而且致力于保障宪法的实施。他参与两次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中国军阀林立的局面，清除立宪道路上的障碍。国###动主张裁兵，联省自治运动借助军阀来抑制军阀，都是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然而由于条件有限，国情所限，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数年里，梁启超先后提出“人权运动”、“国民制宪”、“联省自治”及“裁兵”运动等等，都没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他呼吁关心政治，积极倡导开展运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