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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
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 １／４。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
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第 1—12 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 5 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10 月 6 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 1923 年 6 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 年 1 月），第 29—32 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 年 3 月 20 日），第
9—14 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 卷，1，第 6 — 7 页；《北华捷报》，1922 年 2 月 25 日，第 518 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 年第 3 版，第 180—185 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 年 3 月 20 日），7。11（1923
年 3 月 27 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 年 2 月 6 日），第 14—15 页；
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 年 2 月），第 1 — 3 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 5。
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
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
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
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
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 １９２２ 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
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
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取消这一禁令。④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
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
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 １９２３ 年，许多
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
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
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１９２３ 年的临城事件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
客，其中有 ２４ 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
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
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
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
外交团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 １０ 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
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
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
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这
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
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
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
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
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
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
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 年 3 月，第 41—42 页；《北华捷报》，1923 年 2 月 17 日，第 426 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 年 7 月）。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5 月 19 日，第 471—472 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 年》，第 819 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7 月 7 日，第 172 页。
① 《北华捷报》，1923 年 6 月 30 日，第 859 页。
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
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
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
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
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
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
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
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
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
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
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１９２３ 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
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１９２５ 年伟大
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
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
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
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
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１９２３ 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
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
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
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
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１９１９ 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
分得了一部分（１３．７％）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 １９２０ 年被驱逐，停止了这
项要求。孙逸仙在 １９２３ 年 ３ 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
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
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１９２３ 年 ９ 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
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
预。作为警告，是年 １２ 月他们派遣 ２３ 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
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