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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
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
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
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
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 ２０ 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
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
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
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
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
中国生根。
但是，１９２０—１９２３ 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
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
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
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
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
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
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
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 年 4 月 19 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0 月 8 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服这一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１９２３—１９２７ 年
１９２３ 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
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
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
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１９２３ 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
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
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 １９１９ 年的关银
６．３ 亿两降到了 １９２０ 年的 ５．４ 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
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
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
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 １９ 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
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
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 １９２３ 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
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 １９２０ 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
涨，棉纱价格下跌。１９２０—１９２１ 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
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 １９１８ 年的 ２７０ 万担增至 １９２２ 年
的 ６３０ 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１９２２ 年达 １１０ 万担，
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 １／３），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１９２０—
１９２２ 年华北各省的饥荒，１９２２ 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
售量，１９２１ 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 ２５ 两，到 １９２３ 年每包要亏本 １５ 两。
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
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
东们 ３０％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
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 年 1 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 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 年 10 月），第
2 — 8 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 年 10 月 20 日），第 2 — 6 页；
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
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
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
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
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
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
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
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
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
１９１８ 至 １９２４ 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 ３８８％。②“他们（日本人）以排
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
在 １９１７ 至 １９２２ 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 １９ 项外国贷款中，有 １４ 项是由日
本公司提供的。当 １９２２ 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
变成了控制，例如 １９２３ 年的华丰纱厂和 １９２５ 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
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
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
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１９２３ 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
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
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１９２３ 年出口的
９７４０００ 担中的 ８０３０００ 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 １０－１３
％，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