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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化的方式。吴离奇而有趣地坚持他的看法是清除了玄学幽灵的自然主义
的宇宙观，拒绝承认他的通过“仁”来实现进化的净化过程②的想象受到儒家
精神象征主义的任何影响。《新世纪》追随他的领导，坚持宗教－非宗教的两
极分化，并用它来谴责儒教只不过是反动的迷信。代替那种把现代道德视为
始于古代萌芽的稳步发展的改良倾向，《新世纪》对道德变化过程的解释往
往依靠净化的概念，因而本性固有的良好状态，在革命时期的净化中得以摆
脱积累起来的杂质。
与唯科学主义的《新世纪》相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天
义》，则反映了它的编者古典学者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③的人本主义倾向。刘
是国粹保存会的一个创办人，又是著名书香人家的后裔，他在 １９０７ 年发现，
他的反满主张使他侨居国外是可取的。在东京他与刚刚抛弃了改良社会主义
而成为无政府－工联主义者的日本激进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的相识，导致
了他两年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何震明显地同样受到东京环境的影响，组建了
一个女权复兴会，并且作为《天义》正式的编者和出版者，使激进的女权主
义成为无政府主义使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天义》把对现存制度的反传统的攻击与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混
合在一起。刘师培和何震认为“欧美日本各国，只有伪文明”，①而不愿肯定
①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49（1908 年 6 月 30 日），第 191—192 页。
②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新世纪》，37（1908 年 3 月 7 日），第 3 — 4 页。
③ 《天义》，3—19（1907 年 7 月 10 日—1908 年 3 月 15 日）。按 1966 年东京单行本编码。
① 刘师培和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6（1907 年 9 月 1 日），第 135—144
页。
现代欧洲最接近大同社会。他们设想出一个农民－学者们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小
农业村社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不倚他人”，“亦人人不受役于人”，所
有的人都生活在“放任”的状态中。②虽然《天义》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最
早的中文译文，但刘师培也给予作为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公元 ４ 世纪的道家哲
学家鲍敬言（抱朴子）③和战国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以相当的版面。抱朴子是一
本谴责所有政权的古典小册子的作者，许行则反对孟子把社会分成劳心者和
劳力者的职能上的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坚决主张人人没有例外地耕种
土地。《新世纪》选择克鲁泡特金作为他们的西方圣人，《天义》则特别推
崇托尔斯泰，刊载了他的《致中国人的信》，信中赞扬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
自由的社会，并告诫人们提防立宪政府、工业主义和军人政权的暴虐后果。④
既作为传统主义者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憎恶清末改良的现代化
方向，他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受当今西方邪恶影响的社会：军国主义和强制性
国家机器的发展，新的更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受物质主义和贪婪玷污的商业化
文化⑤的产生。对何震来说，结束妇女与世隔绝和促进妇女教育的现代化计
划，给人同样虚伪的改革的错觉，否定妇女真正的经济和个人的独立，同时
助长关于男人性别剥削的充分自由论的新形式。⑥就要到来的政治革命说不定
并不导致废除一切政权，面对这种可能性，刘和何把中国的未来和它的过去
作了令人失望的比较。如果财富和等级这些表示地位的障碍很少就更接近大
同社会，那么传统中国既是后封建的，也是前资本主义的；它所自夸的政治
专制主义一直是一种掩饰真相的门面，其结构上的弱点一直被人们成功地加
以利用，“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①虽然刘师培并没有因
其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弄错过去中国的这种怀旧的特点，但他对现代性的反
感，既激发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导致他后来在 １９０８ 年决定放弃革命目
标。
像 １８９８ 年的改良者那样，两个无政府主义小组都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
不过到了 １９０７ 年，国际主义只在较小程度上是传统的东亚世界主义理想“天
下”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对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非常有力地发展
起来的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抗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把“富强”
作为面对帝国主义的国防重点，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单一的问题更激起了这两
个刊物读者的批评。为了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和
斯宾塞的例子争辩说，类似的动物群体生活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种族
内部的合作而不是由竞争所推动。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种含义是，民族仇恨掩盖了其
他更深的社会分裂。改良者认为阶级冲突，如果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
以外的事，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复地议论贫与富、官僚统治者与人
民、受教育者与愚昧者、城市居民与乡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
弄坏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他们认为都是由继承下来
② 刘师培：《人类均力论》，《天义》，3（1907 年 7 月 10 日），第 24—36 页。
③ 鲍敬言，生平不详，仅见于《抱朴子？诘鲍》。《抱朴子》，葛洪著，洪自号抱朴子——译者。
④ 《天义》，11—12 和 16—19（1907 年 11 月 30 日和 1908 年 3 月 15 日）。
⑤ 刘师培：《论新政府为病民之根》，《天义》，8—10（1907 年 10 月 30 日），第 193—203 页。
⑥ 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5（1907 年 8 月 19 日），第 95—98 页。
① 刘师培、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 138 页。
的政治权力体制的强制权力引起的。
根据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为某些精英集团权势人物的利益服务的理论，
《新世纪》认为，中国的平民百姓应该认识到立宪主义者的政府将成为士绅
的工具，正像国外这样的政府为资本家服务一样。何震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
因于妇女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并把女性的生产劳动看成普遍的劳动剥削等级
制度中最卑贱的。刘师培抨击清朝改革方案的社会代价：它向农民征税，以
便为地方头面人物政治上的扩张而创设学校、安全机构和“自治”的议会。
这样的分析表现出一种适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阶级意识，因此为五四运动期
间民粹主义的群众运动做了准备。
对社会冲突现实的敏感，与无政府主义者热望平等密切相关。阶级和身
份的等级制度被视为是由所有社会区分即“界”——无论是种族、国籍、财
富、职业、居住地，还是性别——强加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蓝图
的过激特点，实际上是要克服不同的个人生活条件中最敏感的工资差别的策
略。《天义》和《新世纪》两者都建议性伴侣和居住地的交替。刘师培追随
许行对孟子的批评，把所有劳动职能上的区分视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根源。他
试图使许行的个人经济自给自足这种补救方法适用于现代背景，提出每个人
在一生的过程中都要顺次从事所有的基本职业：２１ 岁建设道路，２２ 岁开矿和
伐木，２３—３０ 岁从事工业，如此等等。①
不过，由于群体的社会阶层差别甚至比个人的社会阶层差别更厉害，无
政府主义者也在所有存在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家庭、氏族、种族、省份，
还是国家——中看到了妨碍平等的种种的“界”。所有这些都会产生利己主
义的依附纽带，使一个群体集体地和所有其他群体相斗。欧洲的无政府－共产
主义者经常谈到，一旦政府消失，自愿的联合将怎样提供一个健全的社会组
织结构。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设想的，要么是自给自足小村社的绝
对主权，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世界——两种制度都把自主的个人置于一个单一
的无差别的集合体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乌托邦制度的公共特征不受私利集
团或个人利益的腐蚀。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较早时期的著作——不是
直接吸取西方模式的著作——中，集中注意力于个人从所有社会群体的依附
中，特别是从对家庭的最基本的依附中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