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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英文叫做“bureaucracy”。其中，“cracy”是统治的意思；“bureau”原意是指办公桌，尤其是有抽屉可存放文件办公桌，这意味着“整理办公桌最为官僚化的方式就是将需要废弃的文件复印保存”，这应该是对官僚主义弊端的一种讽刺吧。官僚主义的用词刚出现时，具有与“合理性”相同的含义，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如今却被贬为“不顾及国民的意愿，采取独断、威权、压迫态度的主义”，脱离了广大国民，一味强调扭曲的精英意识。
这些官僚主义弊端已经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倘若不予以摒除，极有可能会演化成不注重目的、只强调手段和步骤的过度的形式主义。我认为，“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的态度也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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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务员的战争”
1998年5月21日，某日报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做了下列专题报道：
“茶山丁若镛在其着作《牧民心书》中根据清廉度，将公职人员分为三种类型：只靠国家发给的俸禄生活的公职人员；除了国家给予的俸禄之外，巧立名目接受百姓馈赠的公职人员；压迫百姓收取贿赂的公职人员。当然，第三种类型的公职人员是最卑鄙、最*的。
丁若镛同时指出‘古之贤牧，视为逆旅，如将夙驾，湥洳臼椋渥叭危Ｈ缜秭雷埽內唤拧Ｒ坏闼桌郏×簦絽u行，旷无余恋，此湥恐幸病！溆靡庠谟诟娼牍叭嗽保吧钪皇侨松械囊桓龆淘堇蹋心蛭傲倒僦岸钕萜渲小？梢钥闯霾枭较壬唤鍪窃谘史矫娉删屯怀觯幢闶窃诙怨吧畹母形蛏弦部俺频贝说谋砺省�
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在记者招待会上吐露，‘在担任部长几个月后我发现，公务员以集团利己主义为核心团结起来，以非常隐蔽的巧妙方法阻碍改革进程’。他指出‘政府的下属部门之所以如此繁多，也与公务员退职后的工作保障存在一定关联’，并坦言‘即使成为部分公务员的敌人，也要准备和公务员进行一场战争’。
对于他此次的发言，部分行政部门深表不满，认为‘措辞过于严厉’。但是，金部长的发言确实把握住了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如何实践。诸如高层公务员退职后，仍然就职于下属部门，同时享受退休金、工资双薪待遇，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长此以往，下层职员只知剥削民众收受贿赂，而高层职员不谋其事，专注于退职后的工作问题，国家怎能取得正常的发展？”
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改革行政部门”的话题被报纸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报导后，无意中成为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其实，我并不喜欢“战争”这一词，而且更没有和公务员开战的想法。只是，在开始行政部门的改革后，我确如一位战场上的司令官一般，做足了精神准备，而关注改革进程的人们也经常将改革实践比做一场战争。
韩国行政部门的模式已过于庞大和僵化。权威主义和行政便利主义思想存在其中，明哲保身的意识依然如故。所以，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即便做出一定的牺牲，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为国民呈现一个果断干练的公职人员形象。
所谓的“与公务员的战争”，从1997年末我担任总统职位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干事时就已开始。就职行政部长后，首次听取业务报告时，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呈报新年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增加人员的计划书、升职、转补人事方案及奖赏计划等文件要我审批，并称其事十万火急。
由于IMF管理体制刚实行不久，考虑到财政条件，他们提出的公务员新年工资上涨3％的方案被我驳回。当时，我将他们的工资上涨方案暂时保留。因为，我认为在各部门刚刚开始实施结构调整的时期，涨工资的举措并不现实。
而后，新政府在事先冻结公务员工资的基础上，又决定削减其10％的工资。当时，正是遭遇IMF危机的第一年，税收不足七兆六千亿韩元，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况且，在民营企业均已裁员减薪的关键时刻，身为公务员又怎能例外？
另外，随着新政府的上台，公务员增员计划未能得以实施，新政府尽可能控制了新职员的招聘数量。交接委员会在先期制定了保留70％公务员的计划后，不久又调整为50％，最后规定保留人员数量不超过50％。
关于公务员精减问题，时任总统的金大钟为了克服IMF带来的危机，提出到1999年末除军人、警察、教师以外，在中央和地方50万公务员中裁减10％（5万名）的方案。
最后，在处理人事和勋状、奖赏的计划问题上，交接委员会认为政权末期进行大规模升职、转补，滥发勋状、奖赏是盲目收买人心的错误行为，所以没有予以采纳。
说各部门向交接委员会递交的业务报告是其相互间的一场角逐亦不为过。因为这是宪政历史上因政权更迭首次进行的名符其实的权力交接，所以整个交接过程始终笼罩着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气氛。特别是在得知政府组织的改组计划后，各部门为了保全身家，利用宣传、游说战等手段相互间展开了生死搏杀。
在政府交接的过程中，为了使交接得以顺利完成，交接委员会临时从各部门调遣部分人员充当专业委员，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所属部门面临危机时，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行为。
例如，在改组的过程中，有人向委员会哭诉自己的部门是必不可少的部门，更有甚者，竟然在提交改组方案时要求成立新的部门，互探信息的不良风气四处弥漫。另外，有一部分人则在会议期间私自离开，利用手机向其所属部门透露会议内容。无奈，我不得不对其提出警告：“委员会将遣返那些陷入部门利己主义的人”，并且强调到：“这样做的人在人事安排上没有任何好处”。站在公务员的角度上看，被遣回其所属部门，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此时，国家正陷入危机，在政府、企业等组织都在全力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却因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其行为令人感到万分心寒。
经过这些事情，我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深深扎根在公务员心中的“政权有限，而公务员社会是无限的”思维意识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我与公务员的正式接触要追溯到我在交接委员会任职期间。当时的行政部门只要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事情，便会以强有力的对应逻辑武装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诸如遇到减薪、辞退等与其切身利益相悖的问题时，他们的表现便会异常激烈。由此，我认定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组织。
我从未产生过批评每一个公务员的主观想法。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即使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一直被存在问题的制度所牵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不良的行为。
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措施，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培养公务员具备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其成为克己奉公的榜样。我们决不能因为承受外部压力而退缩，畏惧不前的行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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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1）
改革并不是因为没有制定合理的计划，才遭遇失败的。即使规划出一幅完美的蓝图，如果改革的主体……公务员不予以积极响应，那么必然一败涂地。因此，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任职100天时，作为具体实践“造就有竞争力政府”目标的一个环节，我宣布了至本届政府任期届满的2002年为止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结构调整计划。
任职初期，在巡查地方时，我便发现地方行政机构存在冗员过多的现象。据统计，平民政府执政五年期间，中央公务员的增长率不到1％，而地方公务员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5％，而且机构组织秩序散漫。因此，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改组的时刻。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对公务员额度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根据“帕金森定律”，其数量一定会持续增长。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倾向。我认为，政府首先需要把公务员人数减少至合理数量，并引进公务员总定员制，将被精减的人员，安排到适合其发展的部门。
作为一名政治家出身的部长，我也深知不得罪人、取得更多选票对我政治前途的重要性，但是，面对人们对行政部门的批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