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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布人事安排之前，行政自治部的一位科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报批文件时对我说“部长，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学长。但是，根据“出生于1940年以前的高龄者择先辞退”的人事原则，他只能被停职待业。对此我心存惭愧，挥之不去。但是选择标准已经确定，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要让我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这种得罪人的责任”这些想法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有一位1940年在全罗道出生的事务官，被辞退后四处散发谣言：“部长是庆尙道人，所以驱逐了全罗道出身的我”，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在寻找到与之直接相见的机会后，我试图以“因为没有对每位公务员个人的能力进行正确分析，所以只有把年龄当作最客观的衡量标准”为理由说服他。听到我的解释，他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仍希望为其在下属部门安排一个合适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接到辞退通知后，其本人或夫人前来苦苦哀求。每当听到“小孩有病住院了”、“家里还有八旬老母时日不多了”等等令人颇感为难的话，我的心情变得非常难过，但也只能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去。
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改革势在必行。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伴随着阵痛。但是，为了拯救目前全民面临的危机，只能丢卒保车。银行职员的工作被韩国人公认为“铁饭碗”，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名失业者，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公务员的士气低落及其遭受的痛苦等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行政部门的结构调整中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大家应该正确面对现实。
以无数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开展的行政部门结构调整，一定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且，在民众脑海中以“权威主义、不亲切”等为代名词的公务员，将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获得重生。
如果政府的初期改革将目标定位于精减机构和人员上，今后则应把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提高行政部门服务效率作为重点加以实施。
当然，在我的任职期内，取得划时代的改革成效也许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在经历改革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一定能够品尝到改革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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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1）
“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所以坚决不能取消”，这种集团利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害怕变化、施加阻力的顽固势力往往会提出“赞同总论，反对各论”的歪曲理论。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大的集团，只要改革对其利益稍有损害，就会强烈反对。
政府结构调整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下属部门及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正式开始，他们就通过示威*、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等活动表示抗议。民营企业忍受着30％～40％的高裁减率仍推进残酷的结构调整。与之相比，公共部门集团利己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政府公布公务员降薪10％以建立失业基金的方案之后，韩国总工会下属铁道、电力、烟草与人参等公共部门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减薪及公共部门结构调整，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摩擦。而且，当政府下属部门在得知政府最初制定宽松的组织改组计划、最后却推出精减80％人员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方案后，立即利用通过报纸刊登全幅广告等方法制造舆论，并集体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据悉，在实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甚至采取了“以内退处理，一次性发放大额退休金”等各种通融方法。
当自己所属的组织受到外部威胁时继续坚守的想法出于本能的防御意识。但是，如果这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准公务员组织的集体抵抗，就难免要受到极不负责任的责难。
我任部长时，每当执行新的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如果“各论反对”的音调过高，就会影响到“总论”的实施。
我认为，许多公务员并不想真正了解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尤其对于职位较高的人来说，本应赞同改革原则和政策路线，并且以身作则，但是他们非常欠缺这方面的意识。
先进社会应以市场经济、国民利益为中心。但是，官僚们仍然没有抛弃以国家为中心的“大政府、强政府观念”，仍然迷恋政府独权的行政方式。公务员无法成为改革主体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观念差异和理念冲突。
现在，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舍己奉公、牺牲个人”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今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问题高于一切，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干涉国民的生活以及导致效率低下。
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认为，他们一直坚持的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坚信今后也要持续奉行下去。同时，他们还提出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只是“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的主张。
西方世界的“大政府”，是在经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的。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主动牵头创造就业机会，并向福利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经济预算。而且，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由于国防产业的比重扩大，导致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另外，因为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尤其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福利病”的依赖文化后遗症愈发严重，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手术，采取了减少人均租税负担率、公务员数、政府的权限范围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型。
韩国还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并且也不是经过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国家。税负率或公务员数量以发达国家的尺度衡量，相对偏低。如此看来，韩国政府也可以称为一个“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2）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个社会领域行使了超越规定的权力。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较小，但银行金库存储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团的影响，准组税、限制条件颇多。所以，将韩国与人口和收入远远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不合适。其实，韩国政府并非“小政府”，而是正在发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组建“韩国式小政府”。
民众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是“铁饭碗”。不过，保障公务员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让公务员以公仆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让公务员借此谋求个人利益。
为了有效地执行行政程序，公务员持有优越的公职权力，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差人”、“雇工”等，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公务员常常误以为自己拥有比普通国民更优越的地位。另外，因为维持、管理行政机关的所需费用均来自国民的纳税款，所以，政府或公务员一般对金钱并不敏感。
对公务员身份的保障、公务员的优越心理及对缺乏对经费的正确认识等因素，最终为行政部门带来诸多弊病，这也是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841年写的《官僚生理学》的简介。虽然已经过了150年的时间，但此书仍然充分地揭露出当今官僚社会的弊端。
“公务员只是一种为了生存领取俸禄、放弃择业的自由、只会制作文件和批准文件的人”、“高级公务员是未能对政府有所帮助、反而善于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技术人员”、“虽然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在官厅工作九个小时，不过其中四个半小时他们用在闲谈、诋毁自己的上司、交换人事信息和察言观色上。也就是说，国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办公时间”。
这本书中指出，繁杂而不负责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报告书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有时也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最后他感叹道：“懈怠、不负责任、摆架子、拉关系等问题就是公务员身上典型的顽症”。
官僚主义英文叫做“bureaucracy”。其中，“cracy”是统治的意思；“bureau”原意是指办公桌，尤其是有抽屉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