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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偏偏崇祯的运气又不好，他在位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天灾，这直接造成了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人祸加上天灾，使财政上的困难达到建朝以来最严重的地步，而崇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保必要的军事开支。
对于崇祯来说，这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他的爷爷、父亲、兄长留给他的又一个不得不背负的债务。明朝从万历后期开始，军饷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各级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内因，就是军饷拖扣。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很少有像明朝这样既绝对倚赖军队，又恶意拖欠军饷的政府，拖欠期最长的竟然有十几年之久。这种情形到崇祯年间则愈演愈烈，因为如此，军队首脑为保持自给，只能暗中默许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抢豪夺，明军所至之处，烧杀抢掠之恶行，比流寇更甚。于是政府遗留给军队的问题又被转嫁给了民众。
崇祯年间的三大社会问题彼此在一起，纠缠不清，产生了恶性的连锁反应，那就是：关外问题没有解决，导致战事不断，军备开支增加；土地流失，农民无地可种，税收无以为济，使流民人数增多；天灾不断，人心流离失所，资源破坏严重。这些也是明朝自万历以来横征暴敛，残民以逞，忽视经济的恶果。其实任何有识之士都会明白，在这个时候，发展生产，降低捐税，抑制土地流失，让农业生产恢复正常才是正路。大明一朝，是农耕社会的代表，农耕社会里以农业为重，这个道理，朱元璋明白，张居正也明白，可是，万历不明白，崇祯比他们更好不了哪去。残杀阁臣，刻薄寡恩，这是史书上对于崇祯的评价，但史书往往忽略了一点：他其实是一点建设能力也没有的庸人！对于在他一朝出现的这三个问题，特别是如何把经济搞入正轨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弱智还真差不多可以赶上他哥哥天启了。
当农耕社会的农业被破坏殆尽时，当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以为济时，在这个节骨眼上，崇祯做了一个极其低能的决定。他使出了他爷爷的招数，动用强蛮手段：推行毫无理性的“三饷加派”的制度。而提出这一制度并大力鼓吹的人，正是崇祯后期继温体仁、周延儒以后最信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各有名目的，辽饷是针对辽东后金军的，剿饷是针对流民起事的，而练饷，名义是练兵之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军费。这三饷从里到外，体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经费难题，可惜的是，这种解决方法却是“加派”，加派就是在其他赋税之外强行再征收这一部分。这样把政府遗留问题直接转加给老百姓，所以一经推出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但老百姓反对，各级官吏因为有摊派任务，也叫苦连连。对这些意见，崇祯的态度就是：不听话者撤，再严重者斩！
三饷加派对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的腐败与战斗力低下并未能解决，过度的强征暴敛还把普通民众与基层官吏推上绝路，官吏不得不贪，人民不得不反，崇祯在政府财政问题上除了强蛮手段外，似乎一筹莫展。
天大地大钱最大（3）
明朝的财政如此紧张，但崇祯是真的没钱吗？错！其实他有钱。他的私银并不比万历少。一个月后，李自成进入北京时，在他的国库里搜出了白银三十七百万两，把李闯王都吓了一跳。这个情况，当时阁臣多数也都心知肚明。所以针对欠饷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袁崇焕到杨嗣昌、孙承宗、洪承畴，历届军事首脑们都曾无数次请示过崇祯，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祯动私银救急，但是崇祯对此并无反应，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断然否认。
崇祯十七年（一###四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大军攻下太原等地，直奔京师。这天早上，内阁群臣早早的来到了殿内，以首辅陈演、魏藻德为首的大臣请求崇祯拿出“内帑”（就是皇上的私有财产）扩充军费。新年伊始，文官集团就撕下了脸，把目标瞄准了自己的小金库，以最敏感的问题刺激皇上，令崇祯极为反感，肚里不知骂了多少句“丢他娘”，但迫于形势，他只摆出一副苦瓜脸，大吐苦水，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小腆记年附考》）即使在最后关头，皇帝也不舍得哪出这笔钱，。除了用于自己观赏，崇祯从来没有拿出来做一次赏赐或是救急之用，群臣心中的滋味，自然可知。
两个月后，李自成军队继续挺进，崇祯想调吴三桂进京勤王，就此事问于吴三桂之父吴襄，吴襄言称，三桂手下有兵三万，崇祯问需军饷多少，吴襄答：一百万两。崇祯竟然不应。因为舍不得这一百万两银子，勤王之事作罢，也错过了一次保护京城的大好时机。
一方面是不断加饷，一方面是死抠着搜刮来的私房钱不放，这时的崇祯已经没有了一点中兴帝王的风范，其人品和天启、万历没什么两样了。即使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此人还如此吝啬自家的钱财。这种德行，用“朕非亡国之君”来遮掩，实在苍白无力。后人对些颇多感慨，晚明大文人杨士聪如此评价：“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畸零碎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于？先帝（朱由检）圣明，岂不真见及此，徒以来年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矣。”（杨士聪《甲申核真录》）
财政问题不能合理的解决，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在这样的大动荡面前，更考验着统治者个人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与综合素质。才智不及中人的崇祯，在一连串的失误与挫败感面前，终于导致了他人格上发生裂变，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成了性格决定命运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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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1）
前文说了，在用人制度，财政制度上，崇祯都变现得一筹莫展。他既没有能力阻止文官内斗，结党营私，又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经济问题，无法阻止流民猖獗、军费开支困难的现状，至于军事上的部署决策与知人善任，他也是庸人一个。
这个庸人手中的明室天下其实早就该亡了，即使没有李自成，亡国也是必然的。亡国之势，在崇祯冤杀前辽东督师袁崇焕的那一天就注定了，或者说，在他的哥哥天启皇帝任阉党残杀辽东第一统帅熊廷弼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在亡明的征程中，这哥俩儿象比赛一样，不遗其力的帮满清铲除一个又一个的对手，又都比赛似的为自己的江山充当了称职的掘墓人。
其实明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虽然一步步走向内忧外困的境地，可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政治与军事人才也在那个时候纷纷出现过，为明室天下能够多存在了几十年，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这几个人的名字将会永远载入史册，他们是张居正、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惜的是，在这几个光彩熠熠的名字后面，还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是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这后面的几个充满了耻辱的名字，令前面的光彩人物一生注定活得灰暗而悲惨。
前面的几个人，是为后面的几个人相继清算的，他们一生的悲剧都是后面几个人造成的。尤其是后三个，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不世出的奇才，同样也是道德上无懈可击的文官，清算这样的人，对于任何一位封建帝王来说，都本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可惜的是，在这个最不道德的征程里，朱家爷们几个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辽东军事败坏，后金能够占领天下，他们出的力不小。以至人们后来说起这段史事，无不悲愤，将之称为“自毁长城。”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全部都是文人出身，都做过进士，既能行伍又能诗文。他们的文人身份，是明朝文人带兵的军事体制造成的，但也正因此，创造了这三人独特的儒帅性格。
他们也确实当得上儒帅这两个字。因为他们的身上都有很浓的儒家正统观念，从小受正统教育长大，忠君爱国思想浓厚，行为品行端正无私。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