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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阁臣来讲，这绝不是儿戏。于是，阁臣要想办事，除了要有能力摆平其他各部外，还必须要与太监勾结，这成了要完成一件事情必须要走的程序，反之则事必不成。这方面有最好的例子，就是张居正，他在位十几年，如果不是和内宫中司礼监头领冯保联成一体，政令哪得畅通？这就是明朝官场上的一个潜规则。后来温体仁干倒周延儒，魏藻德骆养性再次干倒周延儒，都是掌握了这个窍门。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明朝，阁臣不弄权，不结党，根本行不通，这不是阁臣道德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是一切党争的根源，本来是为了防止阁臣弄权才定的制度，最后竟然反噬过来，成为阁臣弄权的原因。阁臣弄权，大都源自于与内宫勾结，而阁臣整倒阁臣，同样可以利用这个“内外勾结”的牌说事，张居正死后，就有人指责他勾结太监冯保专权，于是这个名誉本来极为好的人一夜间就成了道德败类。明朝大臣的弄权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勾结内宫，第二步则是打反“勾结内宫”这张牌，两步都同样有效。到了国本之争的时代，籍贯亲疏，个人好恶，亲情乡情，都成了结党的条件，令党争越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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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文官倾轧（5）
制度上的巨大缺陷在崇祯一朝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崇祯不是昏君，他在执政后也发现了这个制度上的怪圈。制度上的弊端导致了群臣以弄权为已事，导致群臣在道德上的空前低下，办事效率上的空前低下，忠诚指数上的空前低下，虽然他一心想中兴国运，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制度却既无任何修正的本领，也没有完善的对策。在这种挫败感和无力感面前，崇祯把失望情绪转为对整个文官集团的不满和不信任。崇祯没预料的是，在这种对立的状态下，文官集团对皇帝也同样的高度不信任。于是这种对立成为了大明王朝在人事制度上的主旋律。
在这个主旋律的指引下，本应该是国家公仆的群臣一方面纷纷寻找能自保的方式，明哲保身，用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来欺骗皇上；另一方面则是继续结党营私，来避免随时出现的迫害。崇祯杀掉魏忠贤后的那种君臣一心的局面很快就被君臣离心的局面取代了，至此，高度集权的用人制度的弊端正在一步步的走向顶峰，由用人制度上的失败则导致了国家陷入权利与党争中，办事效率的极端低下，其面临的三大社会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正如人的心脏如果出了毛病，那么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不能再发挥正常的机能一样。对于崇祯来说，这些制度上的死结在一###四年空前膨胀，成为大明王朝帝国轰然倒塌的导火索。
天大地大钱最大（1）
崇祯上台经过了梦想的兴奋期以后，觉得最沮丧的事情不是文官的内斗，而是财政上的匮乏。
任何朝代从由盛而衰的过程中，财政问题都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是决定社会进步的前提，无论古今，都是如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与钱有关，明朝末年的战争也同样如此。无论是满清还是农民军，攻城陷地，最后的目的都是来掠夺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流民作乱，是袋中少钱，吃不上饭所致；游牧民族作乱则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争取更好地生存。
明君贤臣都明白一个道理：经济是决定政府是否能健康生存的基础。明朝太祖朱元璋建朝伊始，就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到成祖时代依然走的是“重农抑商”之路，后虽历经战乱，但农业为本的宗旨未变。明朝在财政上第一次大的危机来自明武宗执政的正德年间，当时因为土地兼并严重，财政上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后经明世宗嘉靖一朝，严嵩任首辅间，只忙于弄权，媚上，党争，视人民疾苦、国家经济于无物，终于令得明朝财政一败涂地。
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中国历史少见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上台以后，朝政形势才有所好转。张居正不但精于政务，更是明朝史上少有的经济学家，对于财政问题看得极为清楚。他推行的“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用货币来取代实物，不但促进货币的流通，形成商品经济，更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还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张居正执政以来，明朝的赋税增加，国库粮食充盈，足够全国民众十年的消耗，“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明史·张居正传》）
可惜的是，贤臣如张居正，却没有能碰上贤君。张居正死后，神宗出于对张居正本人的仇恨，开始毫无理智地破坏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及各项改革，不但张居正被他毫无人性的清算了，连带着张居正建立的种种制度也被全部废弃。神宗设矿监，意欲将天下财富集于一身。张居正为明朝所做的努力被逐渐消耗殆尽。神宗在位四十多年不死，这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原社会的悲哀。等到他好不容易死了，他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送了命，再换上比他还不如的天启帝朱由校，张居正苦心孤谙的改革彻底没有了后来人。这里也必须看到，阁臣自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了强人。东林党人自称清流，以党争和倒魏为己任，但他们中间，多空谈道德之士，却没有一个真正能把经济放在首位的干才，这些人虽然有清风傲骨，可是和张居正比起来，头脑认识上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崇祯继任后，财政已经千疮百孔，温、周二位首辅上任后，忙于内斗，对于处理财政问题并无良策。同期的另两个大问题：流民问题与关外问题均与当时财政问题有直接关系。
流民问题自万历年间就开始出现，到崇祯年间逐渐升级。一条鞭法破坏以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无地可种，但按名册还要交纳各种赋税。于是农民纷纷逃离土地，成为流民，李自成之流也就应运而生。有关这个问题，在后面李自成章节还要提到。这里先不多述。事实上，流民问题存在多年，解决的途径并非没有：如果明朝有一任贤臣有君贵民轻的思想，肯拿出精力财力赈济灾民，或再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当可顺利解决。可是，面对流民问题崇祯还不得要领的时候，另一个大问题又进入白热化，那就是关外问题。
关外问题同样存在多年，从明朝建朝开始就始终没有解决。出现这个现状与帝国最初的形成有关，明朝天下是从蒙古人手中抢来的，从明朝建关开始，汉家天下与少数民族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年徐达为了追杀元顺帝，将战事扩充到燕山以北，并建山海关作为京师最后的屏障，但无法继续深入，元朝残余势力趁机占领了辽东大部分土地。此后多年间，双方为了抢夺土地资源，掠取财富，多次发生战争，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历任明朝君主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做军备上考虑。于是就牵扯到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天大地大钱最大（2）
崇祯上台以后，发现他的钱极不够用，主要的一笔大头，就花在了这个军备开支上。而他哥哥和他爷爷留给他的这个烂摊子，不仅仅是溃烂的人事制度，惨遭破坏的土地所有制，还有军事制度上的问题，那就是历经几朝没有解决的欠饷问题。
自万历年间后，满清皇朝的前身——后金国的兴起和掠夺性的进攻对明王朝的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土地制度已经破坏，荒地增加，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掠，人民的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极度缺乏；同时因为皇室巨大的开销，阁臣间的奢侈用度，地方官吏的对税收的瞒报漏报，张居正年间填得满满的国库很快就空了。与之相对应的是，明王朝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相当冗积的官僚队伍。此时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