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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
校长，这些要求导致燕京大学有一个二元系统：在纽约美国理事们在校长司
徒雷登领导下，掌握预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国教员，而在中国的管理委员会
（１９２８ 年后中国人占多数）在中国校长领导下负责其他政策事务。吴雷川于
１９２９ 年就任后一职务，因政策分歧于 １９３４ 年辞职；１９３４ 年后校长职务主要
由陆志韦担任。②因此，尽管还有一些局部问题，学校的传道意向被削弱了，
它们都被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正式结构之中。
另一项政策是在全国加强或建立国立大学，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监督。例
如，１９２８ 年清华被指定为国立大学后，校长罗家伦立即着手重大改组和改
革，如终止清华作为美国院校预科的功能，并将它改为能提供四年正规大学
课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学。他还使清华脱离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状态，将
它置于教育部单独管辖之下；一个新的建设计划也在开始了。①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扩张权力的一个渠道。１９３１ 年，成都大学、四川大
学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便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政府还
进一步下令该省的盐税岁入应当拨归该校。②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满洲后五
个星期采取的，并成为所谓“大后方建设”长期计划的各种步骤之一。这项
计划要在几年之内把政府的国家建设功能与全面战争所要求的活动结合起
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
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
１９３５ 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③考
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
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
拨款 ３００ 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
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
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
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
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
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
①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 年》，第 106—109 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②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 91—109、129—135 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 130、209、
120—211 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
在 1930 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①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 2 卷，第 430 页。
②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 254 页。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④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 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
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
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 １９３３
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
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
虽然到 １９３７ 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
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１９３０ 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 １７０００ 人，而农、工、医、
理合在一起只有 ８０００ 多一点，②但到 １９３７ 年，文科的人数为 １５２２７ 人，而理、
工科则为 １５２００ 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１９３３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
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
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
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
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
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
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
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
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２０ 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
费有 ９０％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 １０％。１９３４ 年，中
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 １５％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
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１９３６ 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 ４．５％的高
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 ３２．５％，公债还本付息占 ２４．１％。①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
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
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
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 １９２９
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
学生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人，月拨款为 １５ 万至 １６ 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
注册学生为 ３５００ 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 ９ 万元……。③
①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 239 期（1982 年 4 月），第 125 页。
②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39 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 126 页。
④ 同上书，第 125 页。
⑤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 125、138 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
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 130 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
中国》，第 503 页。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3—176 页。
② 同上，第 175－177 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 1928 年至 30 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
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③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9 页。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１９２９ 年后，国民
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
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
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
省税岁入。④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
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
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
况的影响。①于是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