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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１９２４ 年美国国会根据
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
笔大约 １２５４５０００ 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
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 １０ 名③中国人和 ５ 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
事会，中华基金会于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正式成立。④１０ 名中国董事中有 ３ 人是高级
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
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
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
质调查所主任）。５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
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
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①董事会任命范
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
秘书。②
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 １９２４ 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 １９０８ 年归还的
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
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
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
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③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
门委员会的批准。④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
① 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1928 年 9 月接任校长时的讲话），载《逝者如斯 集》，第 7 页。
② 《逝者如斯集》，第 9—10、11、12 页。
③ 原文只列出 9 人，所缺一人为郭秉文——译者。
④ 任鸿隽：《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1 — 2 页。
① 同上。以后增补进董事会的有在近代中国教育及文化发展中同样知名的人 物，其中有赵元任、傅斯年、
胡适、司徒雷登、蒋廷黻和翁文灏。
② 任鸿隽后来回忆，自 1918 年从美国归来后，“我坚持使同胞知道科学的重要性 … … 如今有了这个有赠
款维持的机构，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所以，我欣然接受……”（任鸿隽：
《五十自述》中“1925 年”项下）。1929 年他接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董事。
③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总结报告（1925—1945 年）》第 4 页。马戈？S。 格武尔茨：《社会现实
与教育革新：中华职业教育社个案，1917—1927 年》，《现化中国》第 4 卷第 2 期（1978 年 4 月），第
168 页。
④ 1981 年 8 月 15 日叶良材（音）私人通信。叶良材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财务秘书（1932—1978 年），助
理司库（1935—1978 年）和理事（1962—1978 年）。
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⑤基金会坐落
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 １３ 所院
校、３ 所研究所、５ 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
４１９９０６ 元。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
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
打内战。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
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①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
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
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⑤ 任鸿隽：《五十自述》，“1925 年”。
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活动报告（1925—1945 年）》，第 5 页。
① 例如，1922—1923 年德国生物学家兼哲学家汉斯？德里施在南京和北京讲演形而上学，而主持人张君劢
挑起关于“生命的科学与哲学”的学术论战，见费侠莉：《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 94—135 页；
郭颖颐：《1900—1950 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 135 页—160 页；和彼得？巴克：《美国科学与
近代中国，1876—1936 年》，第 190—196 页。
南京十年期间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
尽管 ２０ 年代国民革命处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非政府事业的成长已经在
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外国人为发展中国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见
的活动程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并不可避免地成为渴望
建立完全主权国家的一切爱国者关心的根源。国民政府于 １９２８ 年成立②时，
这个国家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难得的间歇期。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名义
上的和平和统一给了青年知识分子较大的机会，他们曾经作为新文化的开路
先锋开始其生涯，而现在已经臻于成熟。许多人觉得国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
场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从 ３０ 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地有一个补缺的过程，学
者正在进入政界。多年来这些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奋斗的一切
领域——不管是促进科学和现代医学，社会改革，研究中国经济，或发展新
思想和新文学——他们感到现在终于抵达真正的国家发展的门口。他们认
为，军阀时代的结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历史过程的积极成果，他们自
己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这个过程。
中央政府的领导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绩至今还没有得到评价。这当然涉及识字、学校、
师资培训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问题。从 １９２８ 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
是表现新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并开展“恢复教育权”运动，即要求一切外
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在教育部登记，以及所有这些院校中的领导人都必须是中
国国民。一个结果是维护国家在教会学校中反对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权威——
这一目标既体现了自由主义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也表现了现在掌权的国民
党独裁制唯恐丧失的民族主义。对教会院校这一世俗性的挑战是在 １９２５ 年首
次提出的。１９２７ 年后这一政策延续下来，而且执行得更加严格。它不仅涉及
外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问题，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世俗的价值观或宗教福
音的价值观究竟谁应居于支配地位的问题。在中国比较有远见的西方教育家
们，如在燕京大学，能预见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实际问题，因为
如果大学在可能的时候不向政府登记，它的毕业生就会被关在公共事业的门外，而且他们
不会得到允许在登记过的学校或学院里任教。因此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
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①
结果，燕京于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第一批服从登记。政府对教会院校的法令之一
是禁止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课程改为选修。然而，
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顺利解决。例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把
国民政府要求变宗教课程为“自由”选修视为登记的主要障碍，学校领导并
且强烈抵制政府和国民党在校园活动的前景。圣约翰大学持拖延态度——无
疑在上海这样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为在上海外国利益处于
② 国民政府成立于 1927 年 4 月——译者。
① 艾德敷：《燕京大学》，第 129 页，又 130、149—151、155 页。又见菲利普？韦斯 特：《燕京大学与
中西关系，1916—1952 年》，第 3 章。
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国院校与中国环境较为协调。例如东吴大学是在
中国校友的压力下向教育部登记的。到 １９３３ 年，所有主要教会大学和学院都
完成了向国民政府登记。①不久，国民党有关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进
入院校，并要求开设有关课程和训练。
国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会学校应有中国理事占有优势的理事会和中国
校长，这些要求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