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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幕府来说早已没有了威胁，但聪明的幕府却深谙“物尽其用”之道，朝廷成了他们手中相当重要的一枚棋子。比如从表面上看，将军由天皇册封，幕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也来自天皇的委托，这样一来，凡不满将军、幕府的，不听命于将军、幕府的统统都是“朝敌”，将军便可兴正义之师对其进行征讨。
德川家族也有着“大名”的历史，深知大名强盛后对中央统治的威胁，于是1634年，将军德川家光带着数十万大军耀武扬威地进入京城，用《领知宛行状》将全国所有年禄在5万石以上的大名都牢牢控制起来。到了1663年，在德川家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作用下，《领知宛行状》又向全国所有大名颁发。这样一来，国家中的大名便悉数掌握在幕府手中，控制了天下领主就等于控制住整个国家，幕府的权威性远远盖过了朝廷。
幕府是国家中不容置疑的绝对强者，朝廷的神圣权威又成了幕府的外衣，国家中的重要官职都由德川家的人出任，比如皇族的教育机构——淳和院、奖和院就由将军家的人担当，大纳言这类相当于国家副首相的要职，则由德川家康的儿子德川义直及德川宣赖的家族中选拔。还有一些要职则由和德川家关系密切的家族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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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3）
当时已没有哪个家族、集团在力量上能和德川家抗衡，但这种状况仍不能让于乱世中崛起的、好不容易才统领天下的德川家安心，统治固若金汤，不代表没有强者会横空出世。以武制人，不如以思想教化人。早在德川时代之前便已经在日本陆续传播的朱子学说，即朱熹儒学，便在这时进入了德川幕府的眼帘。
朱子学认为，“理”统摄着自然人世，世间万物都因“理”而生，因“理”而存在。人类社会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构成，而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妇尊礼、仗义为友、臣忠于君这“五常”则是“理”的要求。
朱子学的思想很快和在日本有着一定历史的“天道”结合一体，天皇是君，为天道庇佑的将军既是臣，也是天皇的代表，因此“将军夺了天皇的权”就变成了“将军受天皇之托弄权”。同时，顺应天道就是要遵循“五常”，以下犯上，挑战幕府和将军权威便是对天皇、天道的凌辱。
朱子学的种种主张暗合了德川幕府的心意，他们以为只要发挥好朱子学的力量，必能大大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幕府没有想到，朱子学和天道说的合一是一把双刃剑，在牢固其权力的同时，也为其统治埋下隐患。
幕府低估了朝廷在人们心中的作用，如果有哪个幕府控制不了的强势家族或英雄人物出现，且这个家族、人物又站在朝廷一边，高举“还朝廷大权”之旗，那么“将军受天皇之托掌权”的理由便站不住脚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当时虽然大名们都臣服于将军，要按将军命令行事，但他们的任命状却是由朝廷颁发，一些大名自然会认为自己的效忠对象是朝廷而非将军、幕府。迫于形势，他们虽然也会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幕府，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能一下子从幕府的忠实臣子变成坚定的倒幕分子，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幕府。
没有人能长生不老，也没有哪个家族、集团能永远坐拥天下，幕府的统治也是一样。而实际上幕府和地方大名的主从关系也远不像看起来那样牢固。
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会战中大胜，通过收归战败大名封号，没收他们的财产，削减部分大名年禄，收归了659万石年禄，并将其中大部分赏赐给了亲信。那些曾和德川家康地位相同，或曾经投靠过丰臣秀吉的大名自然被家康小心防范，他们被称作“外样大名”，虽然最后也得到了领地，却始终被德川的亲近大名牢牢监控，不得妄动。
虽然德川幕府掌握了整个日本，但政权更替的危机却一直存在，德川家康没有能力以武力消灭掉所有令自己心有不安的大名，后来的德川家人也同样没有这种力量，如果他们可以，就不用借助朝廷的威望巩固自己了。
一些外样大名在关原之战中受到重创，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战后只要他们肯潜下心来休养生息，便可以再度强大。
为了遏制住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的发展，德川幕府频频用改易、转封等手段削减他们的俸禄，比如曾和丰臣家一起对抗德川家的毛利家，在关原大战前享有的113万石年禄被德川家康锐减为36万石。同是大名，外样大名想尽办法也未能进入幕府，他们对幕府的不满和仇恨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退。
同样被幕府钳制住、对幕府心存不满的又何止是外样大名，一些大名曾试图借助地理位置的便利，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壮大起来，可这希望之火燃起没多久，就被德川幕府的锁国令浇灭了。《武家诸法度》的颁布，幕府对大名义务的强调，则加剧了这种危险的不满情绪。时代总要向前发展，不管幕府是否愿意，太平之世，封国们的经济出人意料地飞速发展着，大名们的军事力量强大起来，逐渐超出了幕府的控制范围。原本就对幕府没有好感的他们绝不会放弃颠覆德川幕府的野心。
德川家康也隐约感觉到这种不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个在沙场和政界呼风唤雨的老人对德川幕府的未来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病重之时，他试探性地对探望自己的大名说道，天下本就应当由大家轮流掌管，如果他的儿子治理无方，大家推翻他，取代他也是顺应天道之举，理所当然。然而，大名们都参透了家康的心思，果然，此后不久家康就要求亲近之人，在自己的墓上塑一座向西而立的神像，用神的力量震慑住西方各国。至于东面封国，由于是自己亲信们的封国，则不用过多担心。
为了稳固国内政治，日本也曾将国门紧闭，如同中国一样，一度是西方人最难敲开的市场，但在丰臣秀吉时代甚至德川家康统治前期，日本的国门都非常友好地向外国商船敞开。
丰臣秀吉曾支持日本和中国、葡萄牙的外贸，并从中赚取了巨大财富，德川家康也注意到对外贸易的好处，还曾主动写信给中国、暹罗、柬埔寨等国，希望可以友好地开展贸易。但这却并没有维系太长时间。外国商船带来的不只有财富，还有基督教。起初，家康考虑到外贸带来的丰厚利益，允许了基督教在日本传播。但于征战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任何可能凝聚成强大力量的事物都格外警惕，偏偏基督教在登陆日本领土后不久就受到了人们的强烈欢迎，截至1605年，日本的基督教教徒就有70多万，其中包括不少没有正当职业的武士，一旦这些人被丰臣家拉拢，家康的霸业便难以成就。
因此1613年在日本活动的传教士便被一一驱逐了，单纯进行贸易的西方商人还可以继续活动，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担任了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日本领土上也逐渐出现了外国人开设的商馆。
政权到手了，统治却不稳定，德川家康死后，渴望加固统治的幕府更视基督教为眼中钉，他们不止禁了基督教，还将信教之人投入监狱。另一方面，商业的繁荣也威胁到日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领主们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一直以来都不为幕府信任的西方诸国又都靠着对外贸易强大起来。曾经为秀吉和家康视作财富之源的外贸，已毫无疑问地成为颠覆幕府权力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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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4）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也毫不犹豫地颁布了锁国政策，先是将驻留在日本重要城市的外国商船迁至偏远地带，迫使他们自动撤离。然后对那些必须通过对外采购才可获得的必备之物进行严格的限制。后来，竟颁布严酷的法律，那些胆敢到海外航行、居住的日本人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一度和日本关系甚厚的葡萄牙商人也丧失了不少自由，只可与日本人有商业上的往来。
在1637年爆发的岛原之乱中，幕府们发现在揭竿而起的农民中竟也有不少基督教教徒。虽然岛原之乱被镇压下去，但幕府对基督教的厌恶再次爆发，干脆将大门完全关上，连葡萄牙人也驱逐出境，只留下长崎一地，处理些不得不为的对外事务。
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德川幕府更是在史书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实际上幕府原指军幕，《史记》中有云：“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