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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着，随意挥洒着自己的性情，从没有想过用道德秩序约束自己的家庭婚事，这在今天的人看来多少有些混沌，也和后来重等级、重规范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早期人类往往都因为血缘的关系走到一起，结为氏族。为了扩大氏族的规模和影响力，联姻向来是不错的办法，尤其在那个缺少道德伦理制约的时代，这种联姻更是被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譬如某个族长将女儿成功嫁给了皇子，以便和皇族沾亲带故扩充势力，为了巩固这种“血亲联盟”，这个族长还可以安排女儿与皇子生下的小孩和皇子其他夫人所生的小孩结为夫妻。而若推敲起这“其他夫人”的出身，有时又会发现她们竟也是族长的女儿。几番复杂的联姻后，皇族的权利便会不声不响地落入族长手里。
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皇室长期以来都没有建立起像中国那样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意味着只要是皇室兄弟，从道理上说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就让手足相残的事件屡屡上演，皇室内部的暗潮汹涌、血案不断让天皇制就好比一座建立在沙堆上的城堡。因此当日本遣唐使在了解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后，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让天皇制度更加巩固。
公元6世纪时，臣氏中的苏我氏势力日趋强大，将其他氏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苏我氏之人好创新，喜开拓，对外来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连氏中崛起的，足以和苏我氏相抗的物部氏则截然相反，执掌国家宗教礼仪事务的物部氏格外尊崇传统，在日本越来越受欢迎的佛教在他们眼里，无疑有碍传统的纯粹性。
财富是战争的后盾，而善于吸纳吞吐新知识的总是比保守封闭的壮大得更快，物部氏最终溃败下来，眼睁睁地看着苏我氏推选的皇室继承人登临天下。
而更让苏我氏得意的是，在连年纷争中衰败下来的不只有物部氏，还有天皇家族，一时之间统领整个日本的大权一下子都倾注到苏我氏手中。崇俊天皇试图从权臣苏我马子手中夺回权利，没想却招致杀身之祸，公元592年，苏我马子除掉了崇俊天皇，另立推古女皇。值得一提的是，崇俊天皇和推古女皇都为苏我马子的两个妹妹所生，而他的这两个妹妹又都是钦明天皇的皇后。
苏我氏在争夺权利上以狠辣著称，但崇尚新知的苏我氏的统治却为日本文化带来了不少的新鲜空气，没有了保守的物部氏从中作梗，日本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容光焕发。而今天的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精通学习他国先进之处，也和苏我氏的统治观念不无关系。在天下为少数人掌握的时代，居于上层的统治者的行事风格往往能影响整个国家的性格。
公元593年，厩户皇子被定立为皇太子，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汲取他国新知的魄力一点不亚于苏我马子，他关注着日本周边国家的发展形势，中国的统一和朝鲜的强大让他意识到，王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不顾被氏族权臣废弃谋害的危险，在执政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积极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
一、朝廷、幕府、武士、百姓（2）
圣德太子后的几任天皇为了一改国家的混乱状况，都做出了不小努力：孝德天皇进行了大化革新，在学成归国的遣唐使的辅佐下，大规模地将中国封建制度引入国家；天武天皇实行皇亲政治，将长久以来为权臣掌握的大权重新收回皇室手中，并大力支持佛教。公元700年登基的文武天皇模仿唐律制法……日本的封建制度也在一次次的改革中确立；完善，到了8世纪末，日本的庄园经济初具雏形，而这种经济正是后来孕育出武士阶层的土壤。
险恶的宫廷斗争在百多年里从来没有因改革的推进有所缓和，朝廷内倾轧不断，皇子间手足相残的悲剧不断上演，天皇和权臣的对峙也动辄掀起血雨腥风，之后藤原氏通过联姻的方式逐步取得了实权，以关白的身份管理国家大事，开启了摄关政治的时代。
藤原氏和苏我氏不同，他们对强盛国家没半点兴趣，却对盘剥贪污等聚财之事颇有天赋，他们好享受，大兴土木，最擅长以权谋私。公元988年，忍无可忍的下层百姓联合起来，浩浩荡荡地到朝廷控诉藤原氏的罪状，与此同时，各地的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
武士阶层就在这举国哀号、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悄悄形成，他们本是庄园主为了对付“不安分”的农民培养起来的私人武装。武士以战为生，战争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朝廷因战而疲弊，百姓因战而困苦，庄园也在战火中毁灭，只有武士在战争中强大。10世纪，武士中的佼佼者已开始在朝廷中大显身手；12世纪，整个日本已没有哪支力量能和武士抗衡，军人专政的幕府应运而生；13世纪，镰仓幕府甚至控制住了中央朝廷。
虽然在以后的百年间，幕府的统治几经沉浮，但其力量却一直不可小觑，而在战争此起彼伏的日本，武士阶层更不容轻视。
15世纪后半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乱世出英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些武士身份的传奇人物在执掌政权时都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天道”，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可以在充斥着血腥和谋略的疆场上生存下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中豪杰，就是因“天道”在庇佑，天道深不可测，那些溃败失权之人只是为天道放弃之人。
天道说在这些乱世英雄的宣扬下很快深入武士们的内心，而既然这些人杰是天道的承担者，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和高深的“天”作对，拥护他们的统治，为他们效忠才是顺应天道的明智之举。而对那些战争中的失败者来说，他们也大可以用天道安慰自己，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在乌江发出响彻天地的痛苦呐喊：“此天亡我，非战之罪。”
在那个今朝不知明朝生死的年代，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被卷入征战杀伐之中，活着是侥幸，死亡是命运，在遍地死亡的残酷现实面前，无论高尚低劣，无论勇敢胆怯，无论聪慧愚蠢，人人都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人力是渺小的，在生死间的全力挣扎敌不过无形无际的命运之神任何一次小小的戏弄。胜者不知自己因何而胜，败者也不知自己因何而败，所谓“天道”，原是迷茫之情的汇聚，是对人之哀伤的叹息。
武士们用“天道”麻醉自己，以便忘却对死亡的恐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该死的时候不死便是耻辱，死期未到即便身处险境也必能逃生。朝廷和将军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光，或苟延残喘，或疲于奔命，但政治的传统却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仿佛矗立在湍急流水中的磐石，冷冷地看着人间变幻。
拥有大量登记过的土地的领主被称作大名，每一个得势的大名都迫不及待地要为争战而来的领土正名，为此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中央。守护职是大名们最希望得到的官位，一朝为守护，便可名正言顺地掌管领地上的军事、交通等重要事务。在古代中国，一些强大的封国会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迈出雄霸天下的第一步，日本战国时代那些野心勃勃的大名，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在中央担任要职——巩固自己的权威。
织田信长遭遇部下明智光秀的叛变，在本能寺的熊熊烈火中自杀时，已经是右大臣了。右大臣即太政官的长官，有着和左大臣相同的权利，在左大臣不能料理政务时，右大臣便可取而代之。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担任过这一职位，而曾为织田信长部下的丰臣秀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织田信长死后，不仅迅速地平定了明智光秀的叛乱，还完成了信长未竟的事业：一统天下。
1586年，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太政大臣。在日本，太政大臣是国家的最高官员，位高权重，以致若暂时没有适当的人能担任此职，宁可空缺。战国时代的另一位豪杰德川家康也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
1598年，德川家康借秀吉病故之机，开始了对丰臣家的进攻，并于1615年彻底结束了丰臣家的生命。此后不久，《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出台，依靠着这部法度，幕府再次成为国家的实权派，就连朝廷都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帷帐，天皇除了在任免官员，制定历法，更改年号上能施展权利外，完全没了用武之地。而大权在握的幕府却耀武扬威，可以堂而皇之地绕过朝廷实施政事。
朝廷对幕府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