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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凑巧，这时大街上没有一辆出租马车，他只得步行前往。他裹在斗篷里，用手帕捂着脸，装成鼻子流血的样子。“或许这是我的错觉吧：鼻子是不可能稀里糊涂失落的。”他这么想着，故意跑进一家点心铺，想照照镜子。幸好点心铺里还没有顾客，小伙计们正在打扫房间，摆放桌椅；几个睡眼惺忪的跑堂端出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馅饼；桌椅上乱扔着沾满咖啡渍的昨天的报纸。
“哦，谢天谢地，一个人也没有，”他说，“现在可以仔细看看。”他怯生生地走到镜子跟前，瞧了一眼，“鬼知道是怎么回事，糟糕透了！”他啐了一口唾沫说，“没有了鼻子，哪怕长个别的什么也好啊，可就是光秃秃的”
他懊丧地咬紧嘴唇，走出点心铺，决定一反平素的习惯，不去观看来往行人，遇见熟人也不笑脸相迎。突然他呆若木鸡似地站在一幢房子的大门旁；在他眼前发生了一桩无法解释的怪事：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停在台阶前，车门打开了，一位身着制服的绅士弯腰跳下车来，跑上了台阶。当科瓦廖夫认出这位先生就是他自己的鼻子时，他感到多么可怕而又惊愕啊！目睹着这一离奇的景象，他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旋转起来，他觉得自己快站不稳了，他像害热病似的浑身发抖，但他还是决定无论如何要等这位先生回到马车里来。两分钟后，鼻子真的出来了。他身穿绣金边、大立领的制服，麂皮裤子，腰间佩着长剑。看他三角礼帽上的羽饰可以断定，他应是五等文官。从一切迹象看来，他这是坐车外出拜客的。他朝两边望了望，对车夫喊道：“来车！”坐上就走了。
可怜的科瓦廖夫差点要发疯了。他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怪事！说真的，昨天还长在他的脸上、不会坐车不会走路的鼻子，怎么可能穿上制服了呢！他就去追那辆马车，幸好车子跑不多远，就停在喀山大教堂门前了。
他急忙朝大教堂奔去，穿过一群蒙着脸、只留两个窟窿看人、往常总遭到他嘲笑的老乞婆，进到了教堂里面。教堂里做祷告的人不多，他们多半站在入口处。科瓦廖夫心情极坏，哪有心思去祈祷，只用眼睛到处搜寻这位绅士。终于看到他站在一旁。鼻子把他的脸完全藏在高高的立领里，一副十分虔敬的样子在祈祷着。
“怎么去找他呢？”科瓦廖夫想，“从制服、从帽子、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位五等文官。鬼知道我该怎么办！”
科瓦廖夫先生在他身旁咳嗽了几声；但鼻子一刻也没有改变他笃信上帝的神态，频频朝圣像躬身礼拜。
“尊敬的阁下”科瓦廖夫强自振足精神说，“尊敬的阁下”
“您有什么事？”鼻子转身问道。
“我感到奇怪，尊敬的阁下我以为，您应当知道自己的本分。我总算找到了你，可是在哪儿呢？——在教堂里。您得承认”
“对不起，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您讲清楚些。”
“叫我怎么给他讲清楚呀？”科瓦廖夫寻思着，最后鼓足勇气，开始说：
“当然，我不过，我是一名少校。我现在没有了鼻子，您得承认，这有失体面。那些在升天桥上兜售剥皮橘子的女贩子可以没有鼻子，可我还指望着晋级哩何况我结识许多太太，如五等文官夫人切赫塔列娃，以及其他许多您自己想想吧我不知道，尊敬的阁下（说到这里科瓦廖夫少校耸了耸肩膀）对不起如果按照道义和名誉这些行为准则来看待这件事那么您自己就能明白”
“我根本什么也不明白，”鼻子回答，“您三言两语把意思再说清楚些。”
“尊敬的阁下”科瓦廖夫神色庄重地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理解您的话我以为事情是一清二楚的或许您还想您本来就是我的鼻子呀！”
鼻子瞪了少校一眼，微微皱起了眉头。
“您错了，先生。我就是我。再说你我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密切的关系。从您这身制服的纽扣来看，您应该是在参政院，或者至少是在司法部门里供职的。我可是在学术机关方面。”说完这番话，鼻子转过身去，继续祈祷起来。
科瓦廖夫完全愣住了，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想什么。这当儿，他听到一阵悦耳的女人衣裙的窸窣声：一位浑身缀满花边的中年太太缓步走来，身旁倚着一位娇滴滴的小姐，那一袭白色长裙裹着她苗条的身段显得楚楚动人，头上戴一顶淡黄色的、像蛋糕般松软的小帽。在她们后面一个高个儿、大胡子、有一打领子的仆人正停下来，打开了鼻烟匣。
科瓦廖夫迎上前去，抻了抻胸衣的细麻布领子，整理一下金表链上的玛瑙图章，面带微笑左顾右盼，注目盯了一眼那位体态轻盈的小姐，只见对方像春花似的微微垂下了头，把一只白白的小手举到额头，那纤细的指头竟是半透明的。当科瓦廖夫看到她帽子底下露出那洁白如玉的圆下巴以及艳若玫瑰的半边脸时，他脸上的微笑便荡漾开去。但他突然像被烫伤似的又跳开了。他记起了他没有鼻子，于是眼泪便夺眶而出。他转身又去找那位穿制服的绅士，准备直言相告：他只是冒充五等文官，他是个大骗子，是无耻小人，他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他的鼻子罢了但鼻子已经不在：他及时地溜掉，大概又去拜会什么人了。
科瓦廖夫因此而绝望了。他又返回来，在柱廊下站了片刻，仔细朝四下里搜寻，看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鼻子。他记得很清楚，那人的帽子上有羽饰，制服上绣有金线花边；但没有注意披风、马车和马的颜色，甚至没有留意他后面有没有跟班，跟班穿什么样的制服。再说来来往往的马车那么多，跑得又那么快，是很难看清楚的。即使他发现了那辆马车，也没有任何办法让它停下来。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涅瓦大街上人头攒动；女士太太们汇成五彩缤纷的瀑布倾泻到从警察桥到阿尼奇金桥的整条人行道上。瞧，他的一位熟人七等文官正迎面而来，他通常管那位先生叫中校，特别是当着外人的面。瞧，这是亚雷金，参政院的一名科长，他的好朋友，每当八人打波士顿牌时，他总是输得下不了台。瞧，这是在高加索捞来官职的另一位少校，他正招手喊他过去呢
“真见鬼！”科瓦廖夫说，“喂，车夫，给我一直拉到市警察总监家！”
科瓦廖夫坐一辆轻便马车，一路上不时对车夫嚷嚷：“快点！越快越好！”
“警察总监在家吗？”他走进前厅喊道。
“不在家，”看门人回答，“刚刚出门。”
“真不凑巧！”
“是呀，”看门人补充道，“老爷刚才还在，这会儿可出门了。您要是早来一分钟，没准能在家里碰到他。”
科瓦廖夫依旧用手帕捂着脸，坐上马车用绝望的声音喊道：
“走！”
“上哪儿？”车夫问道。
“一直走！”
“怎么一直走？这会儿该拐弯了：往右拐还是往左拐？”
这一间把科瓦廖夫问住了，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一番。处在他的境地，他应该首先去找市警察局，这倒不是因为这事跟警察直接有关，而是因为警察局办事比其他地方要快得多。至于去鼻子自称供职的单位控告，以便弄个水落石出，这样做是极不明智的，因为听鼻子本人的几次回答就可以看出，此人根本没有什么神圣的观念，他在这件事上同样可以撒谎，正如他撒谎说他从来不认识他一样。总之，科瓦廖夫本来已经想叫车夫拉到市警察局去，可忽然又转念想到：这个刁民和骗子，初次见面就这样厚颜无耻，现在他很可能找个机会想个花招从从容容溜出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