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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夜晚，邮车的车夫在主教桥讲起七月革命。不几天，派来了一位新县长：前任亚美利加洲的领事拉尔扫尼耶男爵。他家里除去太太，还有他的大姨和三位已经相当大了的小姐。大家望见她们穿着宽适的长背心，在她们的草地散步；她们有一个黑奴和一只鹦鹉。她们拜望欧班太太，全福远远望见，就跑去通知欧班太太。欧班太太紧跟着回拜她们。不过只有一件事能感动她，就是她儿子来信。
他沉湎在咖啡馆，一事无成。她替他还完旧债，他又有了新债。欧班太太在窗户旁边编织东西，叹气的声音，全福在厨房也听见了。
她的小东西统统放在有两张床的卧室的壁橱里。欧班太太平时尽可能减少查看的次数。夏季有一天，她决定去看一趟；橱里飞出好些蛾子。
她的袍子一平排挂在一块木板底下，木板上放着三个囡囡、几个圈圈、一副小家具、她用的洗脸盆。她们也把裙子、袜子、帕子取出来，在两张床上摊开了，晾晾再叠起来。太阳照着这些可怜的东西，显出上面的油渍和身体动来动去动出来的褶子。蓝蓝的天，空气暖暖和和，一只喜鹊在叫唤，似乎一切悠然自得，异常恬适。她们找到一顶栗子颜色的长毛小绒帽，不过整个让虫蛀掉了。全福求主妇赏给她。她们含着一包眼泪，你看我，我看你，最后主妇张开胳膊，女仆扑过去，搂得紧紧的，在一个不分上下的吻里，满足她们的痛苦。
有生以来，她们这还是第一次吻抱，因为欧班太太不是一种喜怒见于外的性格。全福感激她，就像得到恩赏一样，从此以后，她疼她，具有牲畜的忠诚和宗教的尊敬。
她越发心善了。
她听见街上过兵的铜鼓声，来到门前，捧着一坛苹果酒，请兵士喝。她照料霍乱病人1832年，法国发生霍乱，死了许多人。她保护波兰人波兰爱国志士反抗沙皇统治，在1830年举义，第二年失败，大多数逃到法国。甚至于有一个波兰人讲，愿意娶她。不过两个人吵了嘴；因为有一天早晨，她做完礼拜回来，发现他溜进厨房，端起一盘拌好的菜，安安静静地吃着。
波兰人以后，就是考耳米赦老爹，一个据说在一七九三年1793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干过恶事的老头子。他住在河边一个破猪圈里。孩子们从墙缝张望他，朝他扔石子，掉在他的破床上；他躺在上面，害重感冒，老在咳嗽，身子不停地抽动，头发很长，眼皮发炎，胳膊上长着一个比他的头还大的瘤子。她给他找了些布，试着打扫干净他的脏窝，还打算把他安插在烤面包的地方，只要他不给太太添麻烦。癌肿破了以后，她天天帮他包扎，有时候带饼给他吃，把他放在太阳地的草堆上；可怜的老头子，流着涎水，哆哆嗦嗦，发出微弱的声音谢她，直怕丢掉她，看见她走，就伸长了手。他死了；她为他的灵魂安息，做了一回弥撒。
她当天交了一个大好运：吃午饭的时候，拉尔扫尼耶太太的黑奴来了，拿着装在笼子里的鹦鹉，还有木架、链子和锁，男爵夫人有一个纸条给欧班太太，说她丈夫升了省长，黄昏动身，请她收下这只鸟儿，作为一个纪念和表示敬意的凭证。
全福许久以来，就在盘算它了，因为它是从亚美利加洲来的，这地名让她想起维克道尔，所以她常常在黑奴跟前间起它。有一次她甚至于说：“太太得到它，会开心的！”
黑奴又把这话说给他的主妇听，反正她不能带走，倒不如顺水人情把它丢了。
四
它叫琭琭。身子是绿颜色，翅膀的尖尖是玫瑰红，蓝额头，金脖子。
不过它有一种讨厌的怪癖：咬它的木架、拔它的羽毛、抛它的粪、泼它的杯子里的水；欧班太太嫌烦，把它永远给了全福。
她用心教它；不久它就重复着：“乖孩子！先生，您好！玛丽，我向你致敬！”它挂在大门一旁，有些人奇怪叫它雅考不见答应，因为鹦鹉全叫雅考。大家把它说成一只火鸡、一根木头：一刀子一刀子刺全福的心！琭琭也出奇的固执，有人看它，就不言语了。
可是它喜欢人多；因为一到星期天，那些洛赦佛叶小姐、胡波维耳先生和带来的新客人、药剂师翁弗洛瓦、法栾先生和马修队长，正斗牌的时候，它就拿翅膀打玻璃窗，乱飞乱跳，闹得谁也听不见谁讲话。
不用说，它觉得布赖的脸很可笑。它一看见他，就笑开了，拼命大笑。笑声一直传到门外院子，回声重复笑声，把邻居引到窗口，也笑起来了。布赖先生不要鹦鹉看见自己，拿帽子遮住侧脸，贴墙溜到河边，再从花园内进来；他投向鸟儿的视线缺乏好感。
琭琭擅自把头探到肉铺伙计的篮子里头，他弹了它一下；从这时候起，它总试着隔开他的衬衫啄他。法布吓唬它，要扭断它的脖子，其实他并不残忍，别看他胳膊上画着花纹，长着一脸络腮胡须。正相反，他倒喜欢鹦鹉，甚至于兴致勃勃，愿意教它说脏话。全福怕他胡闹，把它搁到厨房。链子去掉，它兜着房子飞。
下楼的时候，它用上嘴勾子顶住梯级，举起右爪，再举左爪；她直怕这种运动把它弄晕了。果不其然，它病了。它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原来是它的舌头底下起了一层厚苔，母鸡有时候就得这种病。她拿指甲剥掉这层薄膜，治好了它。有一天，保尔少爷不小心，把雪茄烟喷进它的鼻孔；又有一次，劳尔冒太太拿伞尖儿逗它，它一口就把铁箍噙下来；最后，它不见了。
先是她要它吸吸新鲜空气，放在草地上，走开了一会儿；她回来一看，鹦鹉不见了！起初她在灌木丛、河边、房顶上找，主妇对她喊：“留神呀，你疯啦！”她也不听她劝。接着她就查访主教桥所有的花园；她拦住行人问：“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凑巧看见我的鹦鹉？”有些人不认识鹦鹉，她就对他们形容一番。忽然她相信，在山坡底下磨坊后头，瞥见一个东西飞。可是上到山顶，什么也没有！有一个商贩告诉她，他方才在圣墨南遇到它，在西蒙妈妈的铺子。她跑过去。她想说的话，人家听不懂。她最后回来了，累得要命，鞋磨穿了，心里什么希望也没有了；她坐在凳子当中，靠近太太，述说她的全部经过，就见一只不怎么重的东西，轻轻落在她的肩上，原来是琭琭！它干什么去了？或许在邻近散步来着！
她没有能一下子复原，或者不如说，永远没有复原。
她由于着凉，喉咙发炎；没有多久，耳朵有了毛病。再过三年，她聋了；她说话的声音很高，甚至于在教堂也这样高。她的罪过散到教区每一个角落；对她虽然没有什么不体面，对别人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堂长先生以为听她忏悔，还是改到更衣室比较相宜。
想象的声音把她折磨坏了。主妇常对她说：“我的上帝！看你多蠢！”她答道：“是啊，太太。”一边在周围寻找东西。
她的观念世界本来就小，现在越发缩小了。钟的铿锵、牛的哞声，都不存在了。生物全像鬼一样，静悄悄地行动。如今只有一个响声听得见，就是鹦鹉的声音。
它像是帮她解闷吧，学机器转烤肉铁钎子的滴答声、鱼贩尖锐的叫声、住在对面的木匠的拉锯声；它听见门铃响，就学欧班太太喊：“全福！大门！大门！”
他们有话谈，它拼命卖弄它那烂熟的三句话，而她，回答一些无头无尾的字句，可是有真感情。在她索居独处的生涯里，它差不多成了一个儿子、一个情人。它爬她的手指，咬她的嘴唇，抓她的肩巾；她只要额头朝前，像奶妈那样摇头，帽子的大耳朵和鸟翅膀就一道颤动起来。
云一聚，雷一响，它就叫唤，也许是记起家乡森林的暴雨了吧。看见水流，它就欢狂了，疯了一样飞上天花板，把东西全撞翻，从窗户飞到花园里头去淋雨；不过它很快就回来了，歇在灶堂上，一跳一蹦，抖干羽毛，一会儿露出尾巴，一会儿露出嘴。
一八三七年可怕的冬季，她看天空，把它放在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