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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羽本临淮下相人，楚国旧将子孙，后因叔父梁杀人而“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无名德，避难吴地竟得当地“子弟”惮服。秦末乱起，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置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那么，问题来了，以吴越之盛，难道就没有够份量的世家自己起兵吗？
方其时也，吴中为江南最发达的地区，秦汉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豪杰”、“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的力量和号召力有限，在家族实力与社会声望诸方面都无法和项家相比拟。所以，在天下动荡之际，才会附翼在外来武士项氏叔侄的旗号下，任其调遣，唯恐顺之而不及。现在想来，当年项梁“避仇吴中”之时，大概就谋算好了。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扬州的社会状况时说“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就说明，当时的扬州地区贫富分化还不明显，贫富分化不明显，就标志着世家大族没有形成。故尔，项梁一举义旗，万众景从络绎来投。
高帝定鼎立国之后，扬州地区的一些土著士人开始陆续入仕朝廷，土著世家逐渐形成。
较早以儒学显达的江南土著，当属吴地严氏。严氏本姓庄氏，因避本朝明帝讳改姓严氏，在前汉前期连续出现了严忌、严助、严忽奇等文士。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先后与邹阳、枚乘等游历吴王、梁王幕中，“皆以文辩著名”。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
严助，汉书卷六十四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蔡大家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儒学教育办法。
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严家还存在。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还与这个家族所习的“儒学”大有关系。
究其实际，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严家的“儒学”，不过是文辞小道尔，并不是真正的儒学。自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大行其道，确立了经学独尊的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以文辞入仕便受到鄙视。此外，文辞创作更需要才情与天赋，这与经学传衍的世代相承、后来居上不同，很难代代相传。从这个角度讲，对于扬州土著士人，中原士人还是看不入眼的。眼见扬州土著简在帝心，深受宠信，他们的心中自然不舒服，自会出来使坏。
与严助同时显名武帝朝的还有吴地的朱买臣，汉书卷六十四有传。他的家境似比之严助又差了一截。史载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后因随上计吏入京，得同乡严助引荐为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悦之，命为中大夫，后亦因祸被诛。虽然，朱买臣被诛的真实原因是他与武帝的宠臣酷吏张汤的殊死党争中，没有擦干净屁股，从而被张汤的母亲摆了一道的缘故。可是，他毕竟是吴人，出身于偏远州郡，在朝廷中枢根基太浅，以至于被祸之时，吴人施以援手。这，才是主因。
从朱买臣的经历可见，他的“好读书”，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在他背后，看不见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从其妻“羞之”的记载推测，当时吴地风尚并不崇文，严助的情况也可证明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朱买臣之后，吴地没有出现一个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
大致的推断，终武帝一朝，扬州的风气并不尚文，只是崇尚货殖，并无文风可言。
第１０７６章：吴郡四姓（）
在本朝末年，虽然扬州吴地的“四姓”之一朱氏大放异彩，但是，这一枝儿朱氏以“武”贵显，并非儒学士族，和朱买臣的朱氏并无一文铜钱的关系。扬州严家和朱家的经历表明，有汉一朝，江东的经济文化过于落后，还没有大量培育豪强大族的土壤，只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豪杰”。地方宗族之中，虽然出现了几个以辞赋显达的名士，但是，并没有形成可以世代承传的儒学传统，自然，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世家大族了。这，就是南北儒学的差别。
前汉中期以后，随着江南地方豪杰势力的日益壮大，以及北方学术文化之风逐渐南被，一些扬州土著宗族正逐步向儒学世族转变。这个过程是十分缓慢，大约经历了百余年之久。与此同时，不断有北方世族南徙，有的还是规模较大的家族式南迁，这些南迁的世家大族在儒学修养、宗族教育等方面，比当地豪杰更加优越，更加。故尔，扬州崇文之风逐渐兴盛。
这些南徙大族在江东定居后，在宗族的繁衍、财富的积蓄和文化的传承等方面，都超过了原来当地的豪杰。本朝四百年天下，最后两百余年，在扬州逐渐兴盛的世家大族，追根溯源，泰半都是本朝南迁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使得扬州兴盛。
在这些因缘际会兴起的江南大姓之中，最早见于史籍的，是武帝时期南徙的会稽郑氏
汉书卷七十郑吉传记载：吉为会稽山阴人，宣帝时期为西域都护。又据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吉为弘从祖。同书注引谢承后汉书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长子吉，云中都尉、西域都护；中子兖州刺史；少子举孝廉，理剧东部侯也。”
郑弘在东汉明、章时期颇有声名，历任尚书令、侍中、太尉等，这与其祖辈任武职大有不同，这表明郑氏入籍会稽仅三代，已完成了由崇武到尚文的转变。又据后汉书？王充传及论衡？自纪篇，王充家族本魏郡元城人，祖辈“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后又因以武犯人，徙至上虞。这说明王充先世是因封侯入籍会稽的，家本崇武，到东汉前期王充时才转而尚文，入洛游学。从军功世家转为儒学世家，可见一斑。
两汉之际，王莽篡汉，群雄并起，中原一度大乱，南迁北人的数量与质量都大有提高。从正史记载看，有些避难之士后来留居江东。自会稽郑氏之后，又有若干世家大族由中原迁入扬州。他们南迁的原因，大多都是为了避祸。当时，中原板荡，民不聊生，扬州实为福地。
本朝光武中兴以来，扬州人口稠密，沃野千里，再加上南渡的世家大族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因而得到了大面积的开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扬州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扬州土著世家大族之中，入朝任职、因公封侯的人逐渐增多。久而久之，遂有吴中、会稽四姓。
所谓吴中“四姓”，指的是定居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世家；所谓会稽“四姓”，指的是定居会稽的虞、贺、孔、魏四大世家。这八大世族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世以武力显达，然后顺应时势，由尚武转换为崇文。族中虽无显达之人，可是家族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