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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同日本的争端。这将使他们在希特勒被击败以后，他们自己开始采取对日本的敌对行动之前，处于更便于向我们提出苛刻的条件的地位。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安抚日本，使它产生安全的错觉的欺骗策略。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做法的。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4月29日
我同意你的备忘录〔关于同德国谈判被占领国家的粮食救济问题〕。目前还谈不到影响“一见敌舰即行击沉的海域”的问题，这种海域是海军部为了有利于作战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2．我们不可能根据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政策，来同瑞士或任何其他政府进行商谈。
3．应当说明，在对欧洲进行救济时，我们一定要使我国人民按照美国已经定下来的配给或口粮标准得到供应。
首相致海军大臣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4年4月29日
当日本的主力舰队在新加坡时，詹姆士·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曾对萨榜①进行了出色的袭击，这事给我们增加了新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要调动他呢？
①参阅4月9日的备忘录。
据我看来，他熟悉这个战场，对该战场有正确的看法，并敢于采取大胆的行动。他是想到华盛顿去并放弃他的作战指挥任务吗？
首相致粮食大臣 1944年4月29日
你交给我的报告中没有一份提到美国对肉类的过多需要量的问题。因为你说过你要提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同意暂不向罗斯福总统提出。根据我的理解，粮食部采取的方针是：
如果美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同意它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的要求。但是，有关的政府，包括我们自己的政府在内，要确实能拿得出美国所要求的数量才行。
2．现在宝贵的肉类正在遭到浪费。美国人在抱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从前线撤回自己的士兵，而澳大利亚人则轻松地反驳说，他们都是为美国陆军生产肉类才回来的。
如果你给我的答复不能使我满意，我只好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了。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就该打电报了。
首相致彻韦尔勋爵 1944年4月30日
在我批准海军部的这个文件〔关于德国音响引炸鱼雷（“蚊虫”）〕之前，请告诉我下述想法是否对头：
利用深水炸弹发射管，发射一种可以称作“鸣叫器”的装置。这种装置也许是落在哪里就停在哪里（浮在水面或没入水中），并发出“鸣叫”声；也许可以使它活动，以便拦截“蚊虫”。如果根据对敌人袭击的恰当判断，在适当的时刻发射十五枚或二十枚这种装置，那么按说是可以吸引敌人的。
或者，可使“鸣叫器”在我们的舰只遇到危险的时候围绕在我们自己的舰只周围。如果它们撞到舰只上，不会发生损害，但可能有效地保护舰尾。
未知上述想法是否有可取之处？
5月
首相致外交大臣及霍利斯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4年5月1日
我极其赞成把巴西师尽早调往意大利。应千方百计把这个师运到意大利去——不过要服从战事的紧急需要。不要说这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以上原则也适用于空军中队。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5月4日
应当为内阁——也可能要为英帝国会议——草拟一份文件，简略地——这很重要——阐明我们同苏联政府之间在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尤其是在希腊形成的尖锐的争端。用一页纸大概就可以包括全部内容了。
概括地说，问题是：我们是否准备默认巴尔干国家，或许还有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化？柯廷先生今天曾谈到此事，而我的意见大体是：我们应该对这件事作出明确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和进攻，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军事情况所容许的最适当的时刻，相当清楚地向他们摊开问题。当然，我们事先还要同美国商量。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5月4日
请考虑，如果我们将我国驻莫斯科大使召回国来进行商谈是否合适。我们很想同他谈谈。目前这种作法可能会造成同俄国人之间很大的裂痕。艾夫里尔·哈里曼已经动身返回美国了。
2．你对此事的意见如何，盼告。我自己对此很不清楚，但是，我们对于俄国人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主义阴谋，显然已经接近同他们摊牌的时候了。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太喜欢在莫斯科既没有英国大使、又没有美国大使的那一段时间吧。我实在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我希望你已经同哈里曼谈过此事。请你便中将详情见告。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4年5月7日
我不愿意在一场重要的战役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即使所谈内容不登也不愿举行。开始行动的时刻一到，就可以把亚历山大将军所主张的原则向新闻界反复讲述，那时新闻记者也可以参加战斗。最近，从那不勒斯发出一些报道——其中一篇刊登在“柯里尔”杂志上——说我们即将开始进攻，这使我非常不安。发动进攻难道真有必要告诉敌人吗？当然，他们也可能认为我们这样做非常愚蠢，因此判断这显然是一种烟幕，但是钻这类空子是危险的。
首相致霍利斯将军 1944年5月7日
我确曾极力反对这些派往阿尔及尔的军事代表团，我的根据是我在直布罗陀开会期间听到的议论。我深感痛心的是，这一帮人涌到阿尔及尔，在那里舒适地安顿下来，而实际上那里一点也不需要他们。他们只是给窝藏在那里的已经臃肿不堪的人员增加人数，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完全脱离了战争。我当然希望这事能得到处理，以便把这批领着高薪、无疑具有高超技术和经验的军官重新召回来，从事一些有益的工作。最好的办法是编成一支包括一千名参谋军官的“神圣军团”，让他们在率领一些极其激烈的进攻中为部队作出榜样。不管怎样，这些军事代表团应当解散。
首相致军事情报局局长1944年5月7日
请送来一份按照国别（包括德国在内）列出在意大利战死、受伤和被俘人数的尽可能精确的报表。报表中并尽可能在每一个类别中列出：（1）战死和失踪人数的比例，（2）战死、受伤和失踪人数的比例。我们由于战死、失踪和被俘，大约损失了三万八千人；而我们俘获的战俘则有三万五千名，除了这个数字外，大概还有战死的敌人二万名，这样加起来，德军失踪和战死的总数约为五万五千名，而我方损失总数为三万八千人——其中战死一万九千名。以上是在敌军人数总的说来比我们少得多的前线上的情况。尽管在整个前线上我方战死的人数与失踪人数之比不如美方令人满意，但是我觉得，通过这最后一次的统计，可能算出非常令人满意的数字。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4年5月7日
很难理解克拉克·克尔大使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办事方法。很明显，他总是把电报亲自交给莫洛托夫或斯大林。在这两个人当中见到谁就交给谁。如果这两位执掌大权的人出外或不愿接见，有时就得等待几天。当然有些电报是应该由他本人面交的，但是其他电报难道不能派一位官员递交吗？希望你告诉我，在这些方面如何处理才恰当。比如说，我们派人送一封措辞非常强硬的信件，我认为，最好不要让我们的人等在那里，听对方的威吓，听了威吓之后，有时还要表示歉意，这就使我们决定要说的话减弱了力量。
首相致掌玺大臣 1944年5月7日
我想你一定没有研究过战后我们将欠印度一大笔债款这种不寻常的结果吧；我们保卫了它，但我们欠它的债比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欠美国的债款还要多。你在来信中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可怕的结果。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4年5月10日
感谢你4月5日关于“蚊虫”的报告。我想，如果在适当的时刻把十五个或二十个发音装置（可以称作“鸣叫器）用深水炸弹发射管或其他发射管射入水内，就可能将“蚊虫”吸引过来或弄错方向。
这种装置有很大好处，它可以避免“猎狐者”装置的要使用拖曳机具等缺点。
我听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