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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
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
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
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
炸案。①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
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
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
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
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
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反过来被用作进
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①
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
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
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
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
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
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②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
（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
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③仅
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
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
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
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
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
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
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
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
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
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
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
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
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
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
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
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
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
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
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
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
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
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
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
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
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
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
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②
在东南亚的蔓延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
中国声称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
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
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
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
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③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
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事，
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另一
个致乱因素。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
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
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的内部政治。①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
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
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②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
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问的柬埔寨
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
动的控制。③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
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
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④再加上8月英国
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
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
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
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
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
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
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奠定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
的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
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
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第
三世界对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
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
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
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
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
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共产党势力时，中国听
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
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分开反对。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共产党白旗派
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
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②其次，
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
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
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③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
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
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
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
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
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
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
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①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
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
的规定摘下佩带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
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
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