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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
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毛在数十年里潜心建
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基本上崩溃了，至少他自己看来是如此。1976
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是）—
—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当一个新时代在其继承
者领导下来临时，出自《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就隐
隐约约地出现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的这些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
而只分析他在1935至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
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
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
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
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
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
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
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
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
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
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
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
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
国又超过英国。①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
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
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
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
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
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
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初步再评价》，第71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77页；另见《杂录》，第343页。
① 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
③ 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见《杂录》，第266页。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
① 《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1—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年第29期，第26页。
（源出于毛对1963年5月9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① 《红旗》1973年第9期，第22、2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年第35期，第36、25、
28页。
② 《红旗》1975年第2期，第1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4期，第19页。
① 指毛泽东“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7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页。
② 同上，第234—235页。
③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页。
④ 同上，第6—7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
在自己的著作中用过这段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33—334页；另见《杂录》，第258—259页。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 （1966—1969年）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国人的算法，从1966年起直到大
约10年后毛泽东去世时为止，是本世纪最突出的事件之一。文化大
革命的情形，想起来仍栩栩如生：身着军装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挤满
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伟大舵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
个个热泪盈眶；老干部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牛鬼蛇神”的牌
子，被抓上卡车，那些年龄只相当于他们1/3的年轻人强迫他们沿
着大城市的主要街道游街；报纸见方的大字报上充斥着对高级领导
人的修正主义与反革命行为的辛辣谴责。红卫兵带着的红宝书——
用塑料包装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是年轻的造反派反抗权威的象
征。
纯粹从叙述的角度看，无论对发动者个人还是对整个承受了它
的社会来说，文化大革命只能被看成是一场悲剧。这场运动在很大
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
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在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中具有独一无二的超凡的地位，这使他有资本发动文化大革
命；他对群众运动充满信心，这就决定了运动的形式。毛的开阔的
视野和改造八亿中国人命运的能力成了神话，从而产生了一位比真
实的毛泽东更伟大的人。
可是，就像在古典悲剧中一样，这些英雄品质最后打上了致命
的污点。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
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
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
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
念被证明完全错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成为他对中国和马列主
义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结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错误。
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就是
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当今的中国领导人都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
国家的大灾难。虽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不如大跃进严重，生
灵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日本侵华时期和共产党革
命时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事业的中断、精神的崩溃以及所付
出的生命的代价都具有毁灭性。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恐怕
要几十年方能消除。而且，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这些代价基本上是
毛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和提出的对策的结果。毛认为中国正处在复辟
资本主义的边缘，提出阻止复辟的最好方法是发动城市青年。
从另一种观点，即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
有趣的。政治学家们常常提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行的
政治机构由于经济处于过渡阶段、知识界发生骚动，以及政治的动
员、社会的变革等原因①，遇到了挑战甚至被动摇，发生了危机。如
不进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机就可能发展成暴力、混乱、反叛甚至
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看起来，就像20世纪许多其
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似乎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危机。中
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面临着高层次的抗议，因为城市里对许多社会、
经济和组织政策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中共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
见者又无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
在其他地方，都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
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
自己引发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
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
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
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
点，成功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
一个旧秩序。毛第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
判，而且有对未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