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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读书笔记”的一个英译本将“管理”译成run和manage，
而另一个则译成administer和take charge。③我更喜欢用
super…vise，其意思不是指全体劳动者都在同等程度上行使管理的
权力，因为这种译法更符合我所理解的毛在60年代的思想。应当承
认的是，这一选择是武断的，但它并不比其他的译法更武断。实际
上，模棱两可客观存在着，存在于毛本人的语言和思想中。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1965年的那段话宣称，民主是指“群众
的事情由群众来管理。”④至于“由”一字，在群众是有效力量的意
义上，它的意思可能是指依靠群众，或者通过群众。换句话说，就
是把事情摆在群众面前，与他们商量。这里将它译成是“通过”，
因为在1965年12月的同一段引文中，毛清楚地阐明了需要来自上
级党的领导，这进一步证实了那时毛仍坚持他反复而明确地陈述过
的观点，即集中比民主更重要。然而，到1965年，他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显然已开始改变。
在大跃进前后的这段时期内，强调集中制采取的形式是，坚持
党的领导起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本章第一部分所提到的，
毛恢复了在延安时十分强调的使党的领导一元化或一体化的思想。
总的说来，毛在大跃进期间的观点是，一体化或一元化不仅在
国家，而且必须在地方得到贯彻。此外，即使1953年那几句顺口溜
里提到的“小权”没有导致混乱，也不能放任它们。一元化的代表
只能是各级党委。党的控制，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正如毛在1958
年所阐明的，首先是就原则问题作出决定，然后去督察其执行情况。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临近，这一整套哲学逐渐被放弃了。因为毛
泽东对应该发挥“一元化”作用的党的合法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
在理论上产生了怀疑，随后在实践中加以否定。在1964年7月14
日给苏共的第九封复信中那段著名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对将要发生
的事情的最初和最有戏剧性的暗示之一。这段话指出，如果干部被
阶级敌人（由“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组成）“腐蚀侵袭，
分化瓦解”，那么，“不要很多时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
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
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①
在1967年2月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中，毛虽然再次断言必
须有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党，虽然他继续努力用某种方式把对党的
需要与反天才论和鼓励来自下层的首创精神——这种首创精神成了
证明文化大革命有理有借口（如果不是主要动机的话）——结合起
来。由于群众对党的等级制度和政府官员“造反”的权利仅仅是靠
某个大人物运用某种个人权力来保证的，因而整个事业被歪曲和败
坏了。不久这种个人权力终于正式地与秦始皇的权力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必须根据这一点来理解王洪文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①和
张春桥在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②为实现党对政府机构
和其他一切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而发出的号召。因为到此时，张
春桥和毛本人都不像对施加毛的个人权威的影响一样，对组织之间
的关系有多大兴趣。从此以后，真理和权力不属于党，而属于毛主
席。因为历史赋予这位领袖以教导中国人民和指引他们走向共产主
义的使命。
在毛泽东从井冈山和延安时期到60年代的整个生涯中，他一直
把民主和集中当作政治进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它们
彼此联系、相互促进。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
概念。“造反”代替了民主，对伟大领袖和舵手的“忠”代替了集
中，就像看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一样，毫无疑问，毛把这些倾向看
作一个辩证统一体，彼此密切联系，在原则上他并不拒绝接受它们。
不过，虽然他自己承认“首长”的必要性，但他任由一种形势在发
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和经济的各级“首长”实际上并不能发挥
其作为“首长”的作用，因为，尽管他们被认为负有责任，但他们
却无权作出决定。在国家一级，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盟采取的只是
松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形式，这使人伤心地回想起早先的民主模式。
在基层，它产生的是特别委员会的专断统治、军事管制、冷酷无情
和骚乱的混合物。
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
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
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
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
言之，只有当中国共产党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
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
为毛主席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①），
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对毛的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的二元解释，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
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
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
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
《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②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
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
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
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
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
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
的传统思想同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③因此，很难断
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毛泽东改变了拒绝接受张
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
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即
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
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①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
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
用西方的技术”。②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同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
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
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人们着重强调的说法是，如果想使从西
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
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
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词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
的感情因素也渗入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
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
消灭，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③1970年12月18日，
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
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④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
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人们也强
调，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
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
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
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
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