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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说他“机权干略”比曹操差一点，所以他的“基宇亦狭”，而且他几次叛离寄主不是因为他有野心，而是因为不容于寄主，他这样做“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不知道这是晋朝统治者的结论，还是陈寿本人的观点。这样的刘备太普通了，不是那个因“髀肉复生”而黯然神伤的刘备，不是那个让吏民心甘情愿跟他逃难的刘备，也不是那个位登九五的刘备。
刘备称帝就是想延续甚至复兴大汉正统，但是他没做到，他的继任者也没做到，就连他所建立的“汉”也被后人称为“蜀汉”，有别于“西汉”“东汉”，也就是没承认他的“汉”是正统。这是因为“蜀汉”太小，而且存在时间太短，这不是刘备的错。
我们知道历史没有假设，但项飞写到这里还是忍不住掩卷沉思：如果刘备不死，最后他打败曹魏和东吴，那时刘备会请出汉献帝或者献帝的后人做皇帝吗？还是自己做？谁知道呢？留给各位书友讨论吧！欢迎发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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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孙权 第一节
（更新时间：2006…12…31 12：06：00 本章字数：3962）
项飞认为要介绍孙权必须要先介绍孙坚和孙策，这既是与《三国志》的顺序相同，更是为了叙事方便。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三国志》说他是孙武子的后人。《吴书》（看名字就知道是为吴人写的书）上说，孙坚未出生前，他家的祖坟突然冒出“光怪云气”，“五色”，直上青天，蔓延数里。当地人都赶去看，奔走相告，认为“孙氏当兴”。孙坚的母亲怀他的时候做了个梦，梦到自己的肠子“绕吴昌门”。可把她吓坏了，就跟邻居大妈说了。邻居大妈就安慰她，“安知非吉征也”？
孙坚小的时候“容貌不凡”，而且“性阔达，好奇节”，小小年纪就做了县吏。孙坚十七岁的时候，坐船和父亲一起到钱唐，正赶上一伙海贼刚抢完财物在岸边分赃，过往的船只都停下来不敢靠近。孙坚见状对父亲说：“此贼可击，请讨之。”他父亲不同意，让他少管闲事。孙坚没不听，“操刀上岸”，用手比比划划，好像在布置人马准备袭击海贼。海贼见状以为官军来了，立刻扔掉财物，四散奔逃。孙坚“追斩得一级”。从此孙坚出名了。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虽然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现在还没有爆发，但一些小规模的骚乱却时有发生。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92年），会稽人许昌（人名，不是地名）在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联合了数万人反叛（《后汉书》把他们的名字分别记为许生和许昭）。汉政府立即派扬州刺史藏旻前去镇压，孙坚也带了千余人参战，结果大获全胜，孙坚因战功被授予盐渎丞，后来又调任盱眙丞和下邳丞。《江表传》说孙坚在这三个县表现很好，深得吏民之心。最重要的是，这期间有“好事少年”“数百人”投靠孙坚，孙坚对他们也非常好，“有若子弟”，这些人就是日后孙坚势力集团的雏形和骨干。
此时的东汉政府宦官专权，腐朽昏庸到了极点，地方豪强乘机发展势力，不遵朝廷。一系列的民间起义不但没让他们清醒，反倒更加变本加厉了。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导人是巨鹿人（今天的河北平乡）张角，他以传授“太平道”为名进行了十几年的准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传教为掩护、以宗教为组织手段的农民起义。《后汉书》说张角部三十六万人“皆著黄巾，同日反叛”。《三国志》记载“三月甲子，三十六万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由此可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腐朽的东汉政权已经痛恨到了极点。
汉政府立即采取镇压，同时为了防止被削职的“党人”加入到起义队伍中，也为了调集人手并削弱起义军的社会基础，大赦天下，“唯张角不赦”。以车骑将军黄甫嵩和中郎将朱俊为首的政府军随即开赴到前线，朱俊一直很欣赏孙坚，这次出征也带上了他。孙坚手下除了那些“好事少年”还“募商旅”共千余人，项飞觉得这些“募”来的“商旅”颇有些抓壮丁的意思。这种事不只发生在“国军”时期，在古代也屡见不鲜，唐代大诗人杜甫先生的名篇“三吏三别”中就提了到这种事。而且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哪有那么多“商旅”可“募”？
孙坚作战勇敢，“所向无前”。《吴书》记载，孙坚有一次乘胜深入，结果“失利”，受伤堕马，卧于草丛中。当时都杀乱套了，谁也没注意到他。等回到大营中，大家才发现孙坚不见了。正在焦急万分时，他骑的马跑了回来，“刨地呜呼”。众人觉得奇怪，就跟着马走，最后在草丛中找到了孙坚。孙坚被救回大营，养了十几天才“创少愈”。还有一次在攻打宛城时，孙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然后他的士卒才逐渐跟上，最后破城。
“身当一面”是说孙坚当时是个头目，负责攻打宛城的某一个方向。一个负责人，一个将领在作战时奋勇向前当然是好事，可以激励士卒，激发斗志。但反过来说，将领毕竟不同于普通士兵，他除了冲锋陷阵外，还有指挥调度的责任，一旦阵亡或负伤不能履行这个责任，部队就会陷入被动，这就是“千金之子，做不垂堂”的含意。可是孙坚没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一直身先士卒，为他最后战死疆场埋下了伏笔。若不是其子孙策明略过人，只怕孙氏一族在他死后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此战之后孙坚凭战功被拜为别部司马。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朝廷派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假节”，西讨金城。金城的边章、韩遂一直不服朝廷，“作乱”，时任凉州中郎将的董卓征讨了多年也无结果，这次朝廷派张温西征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张温临行前“表请”孙坚“与参军事”，看来孙坚的军事才能这是不同凡响，连位居三公的张温都注意到他了。
张温带着孙坚一路西行，最后大军驻扎在长安，随即张温“以诏书召”董卓（张温当时是“假节”出征，所以可以“下诏”）。董卓与边章、韩遂打了好几年，彼此都很熟悉，张温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也很正常。可是董卓很不给张温面子，“良久”才到。要知道张温是用“诏书”召他的，董卓的行为不只是不给张温面子，更是不给朝廷面子。事关朝廷威仪，张温脾气再好也不得不批评董卓几句，没想到董卓根本没看得起堂堂司空，甚是不敬，“应对不顺”。
当时孙坚就坐在张温旁边，他见董卓如此嚣张终于忍无可忍，立刻上前对张温耳语说：“董卓不怕您治罪，还在这里口出狂言。就按照军法中‘召不时至阵’这一条杀了他！”张温有些犹豫，他说董卓在这一带很有威名，我们还要依赖他，如果杀了他，我们大军就会失去依靠。孙坚说，您率“天兵”出征，威震天下，您代表朝廷，用不着依赖谁。随即又列举了董卓的三条罪状：一、轻上无礼；二、阻挠征讨，“沮军疑众”；三、多年征讨无功。可是张温是厚道人，不肯就这样杀了董卓，终于没采纳孙坚的建议。
后来董卓知道了这件事，对孙坚不由得产生了恨意和惧意，可能还有一丝敬意，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他曾经主动提出与孙坚和亲一事上得到印证。《江表传》记载，董卓专权后，引起诸侯讨伐，孙坚“拊膺”叹息：“张公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张温没杀董卓，可董卓非但不感激他，反倒怀恨在心。后来董卓掌权，就让人诬陷张温谋反，“笞温于市，杀之”。不知道张温临刑时会不会像孙坚一样后悔当年没杀董卓，正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此战之后，孙坚被拜为议郎。这时长沙有个叫区星的人自称将军，聚众数万人叛乱。朝廷于是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前往镇压，结果“旬月之间”孙坚就消灭了这股势力。长沙的叛乱虽然被镇压了，但在零陵和桂阳还有人造反响应区星。于是孙坚作了个大胆的决定：“越境寻讨”。《吴录》记载，当时孙坚的主簿劝谏，说这样做朝廷会怪罪。孙坚没理他，说即使因此被治罪也“无愧海内”。于是进兵，大获全胜，“三郡肃然”。此时的汉政府已经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越境击贼”这样的小事，反倒因为孙坚战功卓著封他为“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