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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李克农又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息地工作着。埃德加·斯诺———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用他那独有的敏锐眼光，为这个时期的李克农留下了一张宝贵的“速写”：
“李克农有些易于激动，说话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于模仿别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开红军———这群战斗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纱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李克农的小插曲。在斯诺前往根据地保安采访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由于开水很烫，口渴的斯诺就招呼一位从身边走过的小红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位小红军却不愿搭理这位外国客人。
几分钟后，着急的斯诺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出什么事了？斯诺心中纳闷。
这时，李克农走了过来。他戴着厚厚的玻璃近视眼镜，斯诺称他“瞎子”。李克农笑话他说：“斯诺先生，你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可以叫他们‘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们‘喂’。这些孩子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小革命，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只有地主家的佣人，才被称‘喂’，他们个个可都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啊！”
斯诺听罢，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去做，果然如愿以偿。这些大多是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窖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只听围坐在学习班周围的的几十名红军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东北军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他们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找到李克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做工作。
李克农也在其中精心物色人员，他要在东北军中打开一个缺口，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而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此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是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实力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听命于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将东北千里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退，撤至关内，成为受人嘲讽的“不抵抗将军”和“流浪将军”，国内遣责之声四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充当进攻红军的炮灰。
然而，在战场上鹿死谁手，这可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形势令这位34岁的少帅很不乐观：
1935年9月，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同年10月，榆林桥战役，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毙命；紧接着，黑水寺战役，106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吴起镇遭到重创；……战场上这接踵而至的惨败，将少帅颇为自信的头脑击得眩晕不堪。才短短的三个月不到，损失已是如此惨重，赫赫有名的东北军被红军报销了近三个师，张学良痛苦万分，他长叹一声：“学良真是心中痛苦倍增！这许多优良将才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埋身于内战的战场，真是可惜可叹！看来，共军的战斗力，决不可小视啊！”
这时，连战连败的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对这场看不见任何取胜希望的“剿共”战争也越来越不满。劳山战役后，成千名在这场“剿共”战争中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门前哭诉。张学良一向以体贴下属著称，此时此刻，他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拥向他身边，心中也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张学良这时真正意识到：中共和红军是“剿”不完的，剿共”战争再不能打，也打不下去了！
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却是幸灾乐祸。1935年10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往日车水马龙的门前，忽然变得来客寥寥。对于张学良依照惯例提出的重建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损失的部队和给予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仅不批准，连110、109两师的番号也给取消；甚至连张学良要求对“忠勇殉国”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特恤各十万元，也被驳回。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张学良痛苦、彷徨。
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一个念头———同共产党讲和的念头，在张学良的胸中腾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可共产党在哪里？
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接上关系，颇费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他要在这里会见老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同乡，“九一八”前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两人私交笃深。“九一八”后，杜重远来到上海，一面兴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编辑《生活周刊》，后又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6月至7月间，由于《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张学良到达上海的时候，杜重远正在服刑，被保释移住在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秘密约会了杜重远，想听一听他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高明的意见。
老朋友之间，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张学良过去几年“剿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杜重远强调说：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的，这一点不用怀疑。杜重远言辞恳切，张学良听了频频点头。
同共产党联合，需要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张学良看中了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此后，他在东北军中几经升迁，官至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1932年，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失利后退往苏联并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联系。
这次到上海，张学良也特地拜访了李杜，同时当面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替自己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然后再设法通知他。1935年底，张学良返抵西安后，一面静候李杜的消息，一面又积极寻找新的线索。
他忽然想到：不久前发生在北平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而以他自己为校长的东北大学中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或许从中可以找到同中共联系的合适人选。他命令东北大学学生会派代表来见他。
通过老部下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果不其然，以中共地下党党员宋黎为首的三名学生代表前来西安见张校长。当宋黎向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以及要求打回东北老家的心愿时，聪明的张学良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位能言善道的小伙子必是共产党无疑。不过，宋黎毕竟年纪太轻，张学良不放心寄以心腹，于是他将宋黎留在了身边当秘书，打算日后再作计议。
张学良还想到了另外一个线索———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他 将这一主意告知心腹大将王以哲，这位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最后还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年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团悉数被歼，高福源本人被红军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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