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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最后还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年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团悉数被歼，高福源本人被红军生擒。
高福源40岁出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和东北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禀性爽直，浑身透出一股东北大汉的血性。在被俘的两三个月生活中，他参加过李克农主持的“解放军官学习班”，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生气勃勃，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和这样一支军队交战、被俘，使这位强烈要求抗日的军人痛悔不已。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两人坐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高福源不把李克农当外人，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一古脑儿全向李克农抖了出来。
这次谈话令李克农欣慰，一方面，说明“解放军官学习班”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李克农确信高的立场转变是深刻而真实的。临别时，高福源拉住李克农的手，非常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本人倒很为你回去后的生命安全担心哩！
高福源很自信，他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再说，即使杀头我也不怕。”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十分重视，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临别之际，李克农反复叮嘱高福源，让他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
1936年1月初，获释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东北军的归途。他先到洛川去见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就亲驾他的波音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过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后，“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随后，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话说完了，高福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他知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帅的裁定。高福源哪里知道，他的担忧与恐惧是多余的。一席话，把张学良和王以哲说得双双落泪。张学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恳切地说：“你回来很好！你谈的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这一举动，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电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代表的出发日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会议
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原驰蜡象，一片银妆素裹。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李克农率领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付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严肃庄重。秘书钱之光也身穿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个子不高，只有17岁，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扎着白汗巾，身穿对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打扮，做向导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绝对保密。
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深的积雪，终于来到离洛川不远的县。早就奉命准备的东北军67军某团团长亲自出城迎接。李克农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后，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时分，李克农等安抵洛川。这里已是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世界了。
洛川是东北军67军的驻防地。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蕃希望和红军合作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热情迎接了李克农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为防消息泄露，李克农一行被安排住进一个紧靠军部的三进四合院里，高福源的同学、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住，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形同“软禁”。当然，招待没话说。
王以哲、赵镇蕃将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即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本答应亲自参加会谈，但因临时去南京有事，不能前来，电示王、赵二人妥为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待他回来相商。
2月26日，会谈正式开始。根据张学良的意见，李克农和王、赵二人主要就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经过开诚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
会后，李克农即电告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一协定，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而王以哲在会后，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他知道，处于西北一隅的红军很需要这些东西。可见，王以哲对与红军合作，态度是真诚的。
张学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返西安。4日，他顾不上鞍马劳顿，亲驾飞机抵达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地。对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农在上海就曾有过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谋面。只见眼前站着的这位30来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统领千军的统帅，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张学良一步上前，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李克农心里清楚，张学良想打一张大牌，他要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上激烈争锋
下午3点，会谈开始。
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