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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虽有其广泛的社会意义，但也不应加以夸大。正像许多应试士子是贵族子弟那样，许多通过辟召而任公职的人同样也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人物。旧贵族世家也继续提供官员和高级官职的补缺者，直到唐末都是这样。在9世纪后期，它们在朝廷的势力确有重整旗鼓之势。但同时它们自己也进行了改造。它们在隋以前和隋唐过渡期间多变的局面和社会动乱中成功地生存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依靠自己的地方根据地，因为它们在那里拥有大批地产和许多依附家族。地方根据地是它们取得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但在初唐，情况起了很大变化。由于在一个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的王朝统治下，它们的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非常巩固，所以它们已能使自己成为京畿的精英集团，与唐王朝及其朝廷休戚与共，并且越来越依靠自己继续当官为宦的潜力。在此同时，它们放弃了自己地方上的权力根据地。只要与自己同命运的王朝继续存在，一切就顺利，并且从外表看，它们依然与过去一样有权势。但当王朝力量瓦解时，它们的成员只能作为受过广泛教育的文人学士而生存下来。它们作为“贵族”集体已被破坏无遗。①在唐朝垮台后的五代时期，甚至在严格模仿唐朝模式的南方诸国中，都没有一个政体被唐初“全国性贵族”中的豪门之一所统治。
① 关于内藤的理论，见H。宫川：《略论内藤的假设和它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影响》，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第533—552页；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载《史学年报》， 2。1（1934年），第155—172页；浦立本：《中国史和世界史》，第一讲（剑桥，1955年）；内藤的理论首先在其《中国论》（东京，1914年）发表，后又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历史与地理》，9。5＇1922年＇，第1—12页）一文中和在他死后出版的1920至1925年在京都大学讲课的讲义《中国近世史》（东京，1947年）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① 例如见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京都，1950年）。
① 陈寅恪的理论最早在1944年重庆出版的以下两部著作中发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它们以后有几种版本，现只能在陈教授近期的两部文集中见到。编得极好的《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只收他1949年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1974年；《补编》，香港，1977年）所收的作品较完全，但编得较差。
① 要了解这方面的某些文献，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83—85页。
②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 1955年）。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① 关于他在施政这方面的例子，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征》（纽黑文，1974年）。
① 关于她执政时事迹的十分肤浅的记载，见C。P。菲茨杰拉德：《武后》（伦敦，1956年；第2版，1968年），又见外山军治：《则天武后》（东京， 1966年）； R。W。L。 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1975年牛津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② 见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载《新亚学报》，3。1（1960年），第19—120页；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1—101页；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4年）。
① 崔瑞德：《安禄山之乱以后之盐使》，载《大亚细亚》（新序列号）， 4。1（1954年第60—89页；砺波护：《关于三司使之成立》，载《史林》， 44。4（1961年）。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2版（剑桥，1970年）。
① 见C。A。彼得森：《安禄山之乱后东北诸镇之自治》，未发表之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66年；浦立本：《安禄山之乱及唐后期长期存在的尚武精神的根源》，载于J。C。佩里和B。L。史密斯编：《唐代社会论文集》（莱登，1976年），第33—60页。
① 彼得森：《东北诸镇之自治》；崔瑞德：《陆贽（754—805年）：皇帝的顾问和朝廷的命官》，载芮沃寿、崔瑞德编：《儒家人物》（斯坦福，1962年），第84—122页。
② C。A。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于芮沃寿、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第151—191页。
③ 参见例如砺波护之文：《律令体制的崩溃》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东京，1970年），第407—416页。
① J。K。赖德奥特：《唐代宦官的崛起》，载《大亚细亚》（新序列号）， 1（1949—1950年），第53—72页，以及3（1953年），第42—58页；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34—48页；刘逸永（音）：《神策军与宫廷机构：755—875年》，1970年伦敦大学未发表博士论文；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1971年）。
② 砺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制》，载《东洋史杂志》，21。3，（1962年），第1—26页。
① 见孙国栋：《唐宋之际门第之消荣——唐宋之际社会研究之一》，载《新亚学报》，4·1（1959年），第211—304页； D。G。约翰逊：《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纽约，1977年）；P。B。埃布利：《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门第：博陵崔氏家族研究》（剑桥，1978年）。
经济和社会变化
安禄山之乱后的分权不但对政治制度和行政模式有深远的影响，并且还加速了在隋唐安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自隋以来，江淮流域的人口不断增加，而东部和东北大平原的旧定居区的人口却因此减少了。不可能列出精确的数字，因为隋对南方人口的统计肯定是不完全的。但可以肯定，变化是大的。在609年，淮南、江南、岭南只有登记人口的12。4％。到742年，它们占登记人口的27。7％。增加的趋势继续并加快。到11世纪，这区域的人口已大大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
在此期间，在隋代拥有总人口一半以上的河北和河南（今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却一落千丈。在隋亡后的内战中，河北首当其冲，晚至726年，它拥有的人口仍少于其609年人口的一半。河南丧失的人口几乎一样多；在742年，整个东北只有它的隋代人口的70％左右。这一区域在755至763年的安禄山叛乱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在781至785年河北诸节度使崛起时期再度遭殃。在9世纪后期的几次叛乱和国内冲突中，大平原再次沦为战场。迟至11世纪末，河北的人家不到609年的一半。河南的户数大致与隋代该地户数差不多，但这主要因为它此时已有以后的宋代京都——欣欣向荣的大都市开封——及其周围的工商业体系。它的农村人口肯定大大低于隋代。东北的相对衰落从以下事实更能看清楚：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几乎翻了一番。
作为中国文明最古老的定居中心和汉以来帝国政治中心的西北也相对地衰落了。河东（今山西）的人口在609至742年期间减少了20％，到11世纪末降到了隋代水平的一半多一点。关中（今陕西）在609至742年期间也丧失人口的10％，但随即大致保持稳定，直到11世纪。四川的人口在609至742年期间翻了一番多，此后几乎保持稳定。①于是，在整个这一时期，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中部和南方的持久的人口再分布。但是，人口再分布的经济影响大于单纯数字说明的问题，因为在完成土地的开垦灌溉等最初的工程后，南方的生产力远远高于北方。南方与北方相比，气候温和，生长期长得多，生产远为可靠，而北方则经常遭受旱涝及其他自然灾害。在北方，虽然有发达的高级旱种技术和两年三熟的耕作制，但传统农业始终不能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生产力水平的普遍低下严重地限制了初唐国家的活动；它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北，这既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又因为那里在政治上是统治集团的故土。到8世纪初期，政府越来越依靠通过隋代的运河网络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