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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岳州营守备成名标来到了衡州。他曾在湘江上做过水盗，对于船炮有一些心得，能够描绘出广东的快蟹和舢板的样子。
曾国藩还伸手向清廷要人才。他请调广西右江道张敬修率领战船到湖南，但是这人没有来。广西候补道同知褚汝航奉命代替张敬修，到湖南制造长龙战船。褚汝航在1851年就有过跟太平军作战的经验，现在匆匆从桂林赶来。他能描绘出长龙船是什么模样。
不过他们也没有掌握制造的标准，只能根据对外型的记忆来揣摩。
曾国藩也不求全责备，就下令仿造，和他们一起琢磨，经过多次试验，将商船改造为长唇宽舷，开炮试验，果然不会受到后座力的影响。
为了创建水师，曾国藩殚精竭虑。他发现，战船的一枝桨和一块船板，如果位置放得不对，就会挂碍，无法开航。后来采用轻质的木材和薄料，才取得成功。至于船舶的大小和轻重，都是他自己经过思考而决定的。总督吴文镕非常支持自己的这个学生，通过信函与曾国藩探讨商量。
曾国藩和骆秉章一样，也不知道从哪里才能搞到经费。但他在文宗那里说话灵便，就上奏请求截留广东给清军大营提供的八万两饷银，兴办四千人的水师，置办两百条战船。大的战船，从五百石到一千多石不等，大炮从两百斤到三千斤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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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边造船，一边继续镇压湖南的会党起事。
道州人何贱苟手下有四五千天地会的会众。他在1852年随太平军到达武昌后，又于本年春天返回家乡扩展势力，使他的部下遍布湘南的十多县。
他在3月份失去了部将吴玉老十，但他还有足够的实力与官府对抗。
11月13日，何贱苟率部攻占常宁，然后撤出县城，转战嘉禾，联合嘉禾人尹尚英的两千多名红巾军，向蓝山转移。
曾国藩接到地方官府的报告，批示说：这股会党，实在是湖南的巨患。于是他派出靖州人储玟躬的五百名乡勇前往镇压。
储玟躬的五百人开到蓝山，初一交手，便将会军击败。尹尚英下令撤掉对蓝山的包围，在蓝山周边各县游击活动。
何贱苟的部队转战道州四庵桥，又与广西天地会胡有禄所部联手，打败清军总兵安长泰的部队，斩杀把总吕至贵和王五銮。
郴州人邱昌道联合王大才的天地会在兴宁的三都起义，邱道昌自称楚帝，率部打败郴州的绿营兵和乡勇，活动在永兴县的油榨墟一带。曾国藩命令罗泽南派部队镇压。
李续宾回家之后，只呆了三天，又奉命跟随罗泽南奔赴永兴。
曾国藩的幕僚郭嵩焘首倡湘军兴办水师，于11月22日以增援江西的军功得到保举，得了个七品官职，被特授为翰林院编修，到北京上任，暂时脱离了战场。
骆秉章见曾国藩不肯回长沙，便积极网罗其他人才。他听说左宗棠已从湖北回到湘阴，连忙发出邀请函。左宗棠后脚刚进门，骆秉章的派出的快足就跟着到了。
关于骆秉章请左宗棠出山的故事，有个“三顾茅庐”的版本。人们说，骆秉章像当年的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一样，搞了三次诚恳的邀请。其实，用信函来光顾左宗棠茅庐的人，又岂止骆秉章一个！而且，又岂止是三顾！
1853年，咸丰三年（28）
骆秉章请第一次，左宗棠说骆大人“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不为所动。
不久，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新顶戴还没换上，马上送信给左宗棠，请他去做幕僚，“用词弥苦”，苦苦相求。
左宗棠还是没有动心。尽管左宗棠非常敬佩江忠源的才干和人品，但他铁了心不再出山，仍然予以回绝。
江忠源请不动左宗棠，曾国藩来帮他请。这位团练大臣请左宗棠训练三千名勇丁，训练好了，就拨给他带着去增援江忠源。
这个诱惑比较大。在乱世当中，谁都希望自己手中握有枪杆子，何况左宗棠本来就是带兵打仗的料子。
但左宗棠仍然拒绝了这个诱惑。
胡林翼也写信来了，帮那些要聘请左宗棠的人说话。胡林翼始终保持着一副热心肠，力挺挚友左宗棠。可惜他自己只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中央一级的组织部门推荐一名县级干部去当部长以上的大官，不然早就给皇帝写推荐信了。
对所有这些邀请和劝说，左宗棠一概拒绝。他说，他要“自此匿迹消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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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的最后一个月，清廷侍郎宋晋请派湘军援助安徽。他说曾国藩身负时望，大家都乐意为他效力，朝廷应该命令他率领水师北上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一起，水陆夹击太平军。
文宗下诏催促曾国藩率领水师北上洞庭湖，进入长江，收复安庆。曾国藩的水师正在成型之中，他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
他说，眼下的情况，当然是庐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所以，目前必须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于是他写信给吴文镕，说湖南湖北两省以坚守省会为主，等到水师练成之后，才可以向东进军。
文宗见曾国藩一再推延出兵的日期，十分焦急，手书一道诏书，说安徽省急待援救，如果曾国藩偏执己见，便会延误战机。年轻的皇帝说：我看了你的奏章，要把几个省的军务，由你一人担当。试问以你的才力，能够担当下来吗？你能主动承担重任，是那些胆小害怕的人无法相比的。但是你既然把大话说出口了，就要全部做到，你去办给朕看一看！
文宗在诏书中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曾国藩自然能够掂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文宗的语气，哪里还像是皇帝的诏书啊？简直是朋友之间吵嘴！这个二十二岁的满清皇帝，如果脱下龙袍，在已过不惑之年的曾国藩面前，充其量只是一个晚辈的学生，只能问计和依赖于这位湖南的师长。但他坐在龙椅上，出言无忌，一针见血，指出曾国藩的野心。曾国藩所关心的，确实不是某一个省的战事，他是想把消灭太平军、攻进金陵的大事一肩担当！
曾国藩既然向文宗夸下了海口，出兵是难免的了。但他确实有实际的困难。新募的湘勇训练不够，正在省内分头攻打会党，没有得到休整，军饷也很匮乏，武器、旗帜和军服都很简陋，所以他还是不愿带兵出省作战。他还要等一等，直到他有把握出师告捷的那一天。
王錱却总是跃跃欲试，企图带兵出省。曾国藩本来想把王錱当作湘军的大将，而王錱动不动就要出兵，心高气傲，不听指挥，所以他干脆让王錱独立于自己的体系之外，让他自行其是。他说，王錱有自己的志向，很久以来就不愿听他的调度。根据观察，这人过于自负，似乎适合于去剿土匪，而不适宜去对抗太平军这样的大敌。
曾国藩把湘军合并为十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统帅中营，王錱统帅左营，邹寿璋统帅右营，塔齐布统帅另外两营兵勇，周凤山和储玟躬也各自统帅两营，曾国葆统帅一营。
在这个过程里，曾国藩淘汰了王錱招募的部队，王錱对此大为不满，此后还发生了一些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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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既然在文宗那里拍了胸脯，就积极地为湘军出征做准备。他所做的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这段时间他确立了湘军的营制，对于湘军日后的作战，具有极大的意义。甚至有人说，湘军之所以能打胜仗，多半是占了营制的优势，善用兵法还在其次。 。。 。。
1853年，咸丰三年（29）
太平军与清军爆发战争后，清军调发军队上前线，但绿营将帅们都不懂营制，而是临时拼凑一支部队，依照惯例领取武器和军械，铁锅、帐篷、铁锹、斧头和枪矛，质量粗劣，因久未使用而生锈了，刀锋也钝了，简直派不上用场。
这时候，地方上也忙成一团。州县派出民夫和牲口运送物资，将领们大咧咧地坐在车马上，住宿时要下榻公馆。士兵们只能步行，扛着一枝长矛，靠在民家和旅店门口，居民和旅客都很害怕，恨他们迟迟不走。
到了前线，与起义军遭遇，部队修筑军营，士兵们不肯下力，壁垒的高度还不及肩膀。商贩们在军营前往来，阻塞道路，杂乱喧哗。清军的十支部队，有九支部队都是如此。
一些清军将领，也懂得约束部队，想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有些将领甚至很想统一管理，但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统辖的关系，禁令无法执行。只有满族和蒙古族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