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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法案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公众工作，而且使侨团空前积极地意识 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把这两个法案译成印度文，而且作了充分的说明，使侨 团完全懂得它们的巧妙的含意。我们向英国殖民地大臣呼吁，可是他拒绝干 预，因而这两个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现在公众工作开始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我前面说过的那位曼苏克 拉尔·纳扎先生这时已经到杜尔班来了，和我住在一起，由于他以全部时间 从事公众工作，多少减轻了我的负担。
阿丹济·米耶汗赛在我回国期间，很有功绩地代行了我的职务，他发 展了很多会员，还给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金库增加了大约 1，000 英镑的基 金。我利用两个法案所激起的觉悟和人们反对那两条船的乘客的示威游行， 作为吸收会员和募集基金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会员加多了，基金也有了 5，000 英镑了。我的愿望是为大会募集一笔永久基金，这样它就 可以购置自己的产业，以后就可以靠收取租息进行工作了。这是我第一次经 营公众机构。我把这个意见向同事们提出来，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欢迎。大会 所购置的产业租出去了，所得到的租金足够它日常的开支。这项产业委托给 一个强有力的托管机构经管，这个机构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不过这个机构已 成为争吵不休的根源，结果现在只好把租金存放在法院里了。
这种不幸的情况是在我离开南非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种分歧 发生从前，我想以永久基金维持公众团体的办法早已起了变化。至今我已经 有了经营许多公众团体的相当多的经验，我的坚定信念是：以永久基金来维 持公众团体的办法并不好。永久基金本身就包含了导致团体道德上没落的种 子。一个公众团体是依靠公众的赞成和基金的支持而存在的；一旦失去了公 众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权利。依靠永久基金的维持而存在的团体，常 常忽视公众的意见，而且往往要为和公众意见相反的行为负责。在我们国内， 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这种体会。有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托管会根本不 公布账目，受托管的人反倒成为业主，对谁也不负责。我不怀疑这种想法是 要使一个团体生存下去，象大自然一样，一天也不停息。得不到公众支持的 团体当然没有存在的权利。一个团体每年所收到的会费就是它是否受人欢迎 以及它的管理是否廉洁的一种考验，我认为一个团体都应当经受这种考验。 然而我希望人们不要对我有所误解。我的意见并不适用于那些由于本身的性 质所决定的、没有永久性房子就无法经营的团体。
我的意思是，日常的开支应该年年得自志愿捐献的会费。 这种看法在南非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一次规模宏伟的运动持续了六年之久，虽然没有永久基金，却需要几十万卢比的费 用。我还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捐款，就不晓得第二天该怎么 办。然而我用不着预述未来的事情。读者从以后的叙述中，会发现上述意见 是十分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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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儿童教育
我于 1897 年 1 月间在杜尔班登陆时，随身携带着三个孩子：我姐姐的 十岁见子，我自己的九岁和五岁的儿子。我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受教育呢？
我本来可以送他们到欧洲人的学校里去，但是只有特别优待和破格才 能进去，别的印度孩子都进不了。基督教会为印度孩子办了一些学校，可是 我不打算送他们进这种学校，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学校所进行的教育。教会学 校是只用英文讲授的：也许还有不准确的泰米尔或印地文，而且也很难于安 排。对于这许多不利的东西，简直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己设 法教他们，但是极不经常，而且找不到合适的古遮拉特文教员。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我登广告征聘英文教员，他必须在我的指导下 进行教学。有一些经常功课由这位教员讲授，其他的功课就只有靠我不正常 的一点讲授了。于是我聘请了一位家庭英文女教师，月薪七英镑。这个办法 继续了一个时候，但是并没有使我满意。孩子们通过和我交谈学到了一些古 遮拉特文，却是纯粹的土话。我舍不得把他们送回印度，因为当时我还认为 少年儿童不应当和父母分开。孩子们在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里自然而然地受 到的熏陶，在宿舍中是得不到的。我因此把孩子们留在我身边。我在印度的 时候，也曾把我的外甥和大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住了几个月，但是不久我便把他们接回来了。后来，我的大儿子长大了，才和我分开，回到印度去进阿赫 梅达巴的中学。我记得我的外甥对于我所能给予的教育，还算满意。不幸的 是，他在害过一场暴病之后，便夭折了。我另外的三个儿子从来没有进过公 共学校，虽然他们在我为南非参加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们的儿女所办的临时 学校，也算上过正规的功课。
这些试验都不令人如意。我不能够把我想要给予的时间全都花在孩子 们身上。我不能够给予足够的照料以及其他无可避免的原因，使我不能给他 们我所希望的文字教育，致使我的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全都对我有意见。一 旦他们需要应考硕士或学士学位、甚至于大学入学考试时，他们就要感到缺 乏学校教育的不利了。
然而我仍然认为，倘若我一定要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念书，那么他们 就不可能得到那种只有在富有经验的学校里、或者只有和父母经常在一起才 能得到的训练。我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可以不必为他们的分数而操心，而且 以我的体验来说，他们在英国或南非所能够得到的矫揉造作的教育，绝不会 教导他们象今天他们生活中所显示的那种纯朴和为人服务的精神，而他们那 种造作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成为我的公众工作的严重障碍。所以我虽然不能给 予他们文字教育，使得他们或者我自己都感到满意，但是当我回顾我自己的 过去时，我并不认为我没有尽力承担我的责任。我没有送他们到公共学校去 念书，也不感觉遗憾。我总感到今天在我长子身上所看到的那种不良的脾气， 正是我自己未受训练和不成体统的早年生活的反映。
我把当年看作是一知半解和放纵不羁的一个阶段。这很象我的长子在 那些给人印象最深的岁月里的表现，他自然不承认这些年正和我放纵不羁和 毫无经验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反而相信当时倒是我生平最光明的时刻，而以 后所发生的变化则是由于幻想，误以为开明。他怎么想只有随他便了。为什 么他不认为我的早年生活是代表觉醒的一个阶段，而后期的生活则是代表急 进的变化、幻想和自负的年代呢？朋友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如果我给 孩子们一种学院式的教育，又有什么害处呢？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剪断他们的 翅膀？我为什么要阻碍他们考取学位和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涯？
我认为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我和无数的学生有过接触。我 自己或者通过别人，总是试图把我的教育“癖好”也应用在其他孩子的身上， 而且也看到了效果。我认为很多青年今天和我的几个儿子年龄相当，我并不 认为他们比我的儿子好多少，有多少东西值得我的儿子们学习。
然而我的体验的最终结果却还孕育在未来。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 目的是，作为一个文明史的研究者，对于有纪律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 的区别，能有一个衡量，同时对于父母生活中的变化在孩子们身上所产生的 影响，也可以有所估计。我写这一章的目的不在于表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 在体验真理的时候，要有多大的耐性；同时还要表明：信奉自由的人需要付 出那位严峻的女神所要求的牺牲有多少。如果我缺乏自尊心，并且满足于我 能给予我的孩子们以别的孩子所得不到的教育的话，我就会剥夺他们因牺牲 文字教育而得到的自由和自尊的学习课题。而当需要就自由与学习之间加以 选择的时候，谁不会说前者比后者要好�